一
马立峰,原名泽祥,号一山。1909年1月24日出生,幼时父母相继去世,由伯父马三弟抚养。马立峰14岁高小毕业,到霞浦教会创办的私立汉英中学念书。
1927年冬,在北京清华大学读书的郭宣霖(中共党员)、北大学生周泽万(中共党员)等福安籍学生寒假返里,带回了《共产主义ABC》以及《新青年》等革命书籍、杂志,马立峰等一批青年阅读了这些书刊后,耳目为之一新,开始受到了马克思主义的启蒙教育。1928年,马立峰在福州加入中国共产党的外围群众组织反帝大同盟。
是年7月,马立峰同暑假返回原籍的进步青年叶鉴清等人,在城关明伦堂创办了暑期平民识字学校,在学生中传播革命道理,并从中吸收一批进步青年参加反帝大同盟和革命互济会。
1929年春,马立峰、郭文焕、陈铁民、张志坚等4名福安籍进步青年、学生先后在福州加入中国共产党。之后,成立了福安党小组,陈铁民为小组负责人。
7月,马立峰和一批在外地求学的福安籍学生,再次利用暑期的机会联袂返里,以举办暑期义务学校的名义作掩护,在学生中传播革命思想,在福安青年中播下了革命的火种。在该校接受教育的青年后来绝大多数都走上了革命的道路,成为福安革命的骨干力量。
1930年福州市委派马立峰回福安工作,他以宅里小学校长的公开职业作掩护,领导南区的斗争。这一年,马立峰还策划了到尤溪卢兴邦部拖枪,夺取大象民团枪支和奇袭溪柄敌警备连,但均告失败。
二
1931年2月2日,福州市委专门组织了一次由邓子恢主持的福安工作讨论会。会上改组了福安县委,由原南区区委书记马立峰任县委书记。
是年4月,邓子恢化名老林,在离赛岐不远的宅里小学找到马立峰,他们分析了当时的革命形势和农村阶级状况,决定首先在农民运动基础较好的南区溪柄一带恢复和建立秘密农会组织,以春荒断粮为导火线,开展一场以抗麦债为主要内容的农民运动。
周末,马立峰带邓子恢回到家乡马厝村。在他们的发动串联下,马厝村一周内就有贫雇农七、八十人参加了秘密农会,形成了一股斗争的中坚力量。在他们的带动下,有200多农民参加了在马氏祠堂召开的群众大会,马立峰号召大家要团结一致,拧成一股绳,开展抗麦债斗争。在团结起来坚持斗争的马厝农民面前,地主商人一筹莫展,只好向农民屈服。马厝农民以拖为抗,终于取得了抗麦债斗争的胜利。
就像一场风暴席卷溪柄洋面,马厝农民抗麦债的斗争迅速波及附近乡村。溪柄周围十几个村也建立了秘密农会组织。
1931年7月,邓子恢再度前来福安。当时正值夏荒,农民断炊之家甚众,而溪柄地主和粮行老板却一方面囤积粮食,抬高粮价,乘人之危大捞一把;另一方面用船只偷载粮食运往外地高价出售。
邓子恢同马立峰研究后决定不失时机,发动“平粜”斗争,把农民运动推向新的高潮。他们指挥农会首先扣留地主粮商的粮船,然后从农会中挑选十几个骨干组成“平粜”委员会,与老板谈判,反对将粮食外运,要求冻结米价搞“平粜”。
农会进一步向地主粮行老板提出赊粮,开始时老板暴跳如雷,竭力反对。农会会员团结一致坚持斗争,并扬言要动手抢粮。面对已经觉醒的愤怒的农民,地主、老板们只好乖乖就范。
邓子恢、马立峰领导的这场“平粜”赊粮斗争,是继抗麦债斗争之后的又一场更大规模的斗争。它的胜利,给南区农民以极大的鼓舞,也使在大革命后期遭受国民党右派镇压的工农重新看到了革命的希望。
不久,北山、长洋、里村、井头岩等村恢复发展了党的组织和秘密农会,成立了“平粜”委员会,为了加强对“平粜”赊粮斗争的领导,县委决定成立溪柄区委。在党的领导下,南区13乡1万多贫苦农民卷入这场斗争的风潮。
在“平粜”斗争胜利的鼓舞和推动下,福安各地农民斗争此起彼伏,秘密农会组织不断建立,“全县现有农会会员3000余人”。福安县委适时成立了县农会,并在南区、中区、西区、北区成立了4个区农会,下辖50多个乡农会。
1931年11月,马立峰在赛岔菰楼郑仁和家召开了各区委、特支负责人会议,传达中心市委的指示,总结秋收斗争的经验教训。鉴于此时已建立了县农会,广大农民已普遍发动起来,县委决定在原有“三抗”斗争的基础上,进一步扩大斗争范围,提出了“五抗”(抗粮、抗捐、抗租、抗税、抗债)的斗争口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