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同出土的还有十多件青瓷，诸如罐、壶、瓶、盂、盅等，都是一色的青釉明器。唯独这三件青釉托杯是饮茶的器具。其中一件直口浅腹，由内施釉。另二件口沿外卷、腹呈弧形。三个茶杯都配有茶托。由于当时出土的器皿没有文字，省博物馆考古者经与其他地区唐墓比较，提出“年代似为唐代”的看法。(见1983年第7期《考古》杂志)。2006年11月间，福安市干部在同一墓室中发现券顶砖中有一种纹砖，侧面除古钱、团花砖纹外，另有纪年文字，明确署有“大业三年”四个字。“大业三年”是隋炀帝杨广的年号，即公元607年，这一发现无可置疑地说明，早在一千四百多年前，这块土地上的主人就已经开始了种茶、饮茶的历史。

　　汉晋时代，饮茶是一种上流人物的享受，多为宫廷和僧寺的高雅消遣。隋唐时始，“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赏茶之风，随着士大夫的南渡，渐次弥漫江南。三件青釉饮茶托杯虽然只是随葬的明器，工艺略显粗糙，但它们反映了主人的生活状态和社会的饮茶风尚，佐证了隋代福安人种茶、饮茶活动和悠久的茶文化历史。

　　至宋代，茶风渐盛。士大夫阶层极具特色的“斗茶”，已不单是生理需要的饮茶和品茶，它成为人们精神的寄托和追求。斗茶既讲究过程，也追求效果。“斗茶”既要斗茶色、茶香、茶味，还要斗茶器的雅丽、精致、妥适。也许是徽宗皇帝在《大观茶论》中亲自提倡，大臣蔡襄在《茶录》中近乎规定地推介，北宋宣和年间以后，建窑精品兔毫盏便成为宋代文人士大夫的首选茶具。这款烧制于武夷山地区的茶具在宋人的诗词 里释放奇异而绚丽的光芒。几乎所有的诗人都歌唱兔毫盏：

　　“兔毫紫瓯新，蟹眼青泉煮”(蔡衰)

　　“兔褐金丝宝碗，松风蟹眼新汤。”(黄庭坚)

　　“兔毛紫瓯自相称”(梅尧臣)

　　“ 勿惊午盏兔毛斑”(苏东坡)

　　有人甚至把它人格化，称为“兔园上客”(审安)，奉为座上宾。

　　兔毫盏在那里存在，那里就会旋起斗茶风。

　　那么，宋代福安流行斗茶吗?

　　1986年9月，赛岐镇苏阳村出土一块残缺的兔毫盏。稍后，又在村旁临江坡面发现一块兔毫盏瓷片。省文物考古队鉴定，两件文物都是建窑产的专供斗茶用的“敛口”碗(盏口内有一圈凸起的水平线，使茶汤不致盈溢)。

　　苏阳村距省级历史文化名村廉村不过20里，历史上文风之盛不亚廉村。苏阳村史可远溯隋唐，名人迭出，仅有宋一朝，从科举中进士的至少有10个人，加上其他入仕的，官宦士人萃然可观。我们自然可以作这样的联想，宋代以苏阳、廉村一带为中心，活跃着一群文人阶层的群体，他们有一定的闲暇和财力，重视精神文化享受。他们的生活是艺术的，在归田退食之余，相互邀约，登山临水，赋诗作画，饮酒品茶。他们带来上层社会的生活方式，譬如饶有雅趣的斗茶，于是兔毫盏悄然进入了福安，新颖的饮茶从隋代大业三年官宦富庶人家的茶杯、茶托，两宋时期文人墨家“斗茶”使用的兔毫盏到晚清时代坦洋茶村三十六家茶庄的兴衰，乃至今日茶事的复兴，千余年间，福安人栽茶、制茶，卖茶、品茶、积淀了深沉厚朴、风格独具、摇曳多姿的茶文化之风影响了民间社会。(郑望 林耀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