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坦洋工夫”茶的兴与衰
发布时间：2008年02月26日来源：今日福安网站作者：郑望责任编辑：宋诗莹阅读量：
来源：今日福安网站发布时间：2008-02-26 00:50:21
国家兴，茶叶兴；国家败，茶叶败。“坦洋工夫”的命运，总是伴随着国运的兴衰而兴衰。茶市犹如波浪，时落时涨，跌宕起伏。
清末，帝国主义入侵，在经济上实行垄断和掠夺；国内太平天国、义和团、红灯照、小刀会蜂起，社会动荡不安，一定程度影响了“坦洋工夫”的发展。与此同时，洋商看见茶叶贸易利润丰厚，就在福州竞设洋行，雇“牙伢”进山收购茶叶，操纵市价。从19世纪中叶开始，英国人决定在印度引种中国的茶树，遣派皇家植物园温室部主管罗伯特?福琼来到中国，带去２万株小茶树和大约1.7万粒茶种，并带走８个中国茶叶工人和茶农。１８８０年以后，英殖民地印度、锡兰（斯里兰卡）的茶叶开始取代中国的茶叶登上贸易舞台。到１８９０年，印度茶叶占据了英国国内市场的９０％，中国在这场贸易战和商业间谍战中完全落败，成为彻底的看客。其中受害最甚的莫过于福建省红茶主产地之一的坦洋工夫茶产区。大面积茶园因采制粗放而抛荒，许多茶商因亏本收盘。不过，茶叶毕竟在福安有着悠久的历史和丰厚的积累，福安的茶农和茶商，凭借着制作工艺的独特性和品种的多样性，凭借三都澳开埠的有利条件，积极参与市场进行了顽强的抗争。1912年经三都澳外销的绿茶有5.26万担，红茶5.06万担；到1915年红茶外销量达到7.24万担。”（《福建文史资料》第十辑）。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炮火，又一次更加残酷地打破了坦洋人构建“著名茶都”的梦想。战争使茶叶出口严重受阻，茶叶一度陷入低谷。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国际茶叶市场重新复苏，坦洋工夫茶第三次崛起，再度飘洋过海。当时日本、印度、锡兰等国虽然也产茶，但是无论品质还是风味都无法与中国红茶相媲美。日本奸商为了达到以日本茶取代中国茶的目的，不择手段派人潜入闽东茶区，将茶农赤脚揉捻茶、茶农小孩流鼻涕、小便等情景拍成照片，在国际市场上造势播传，大肆中伤污蔑中国红茶。可是，欧洲人经过检验，反而进一步确认了中国红茶的优良品质，日本人的阴谋不能得逞。面对国际茶叶市场日益加重的排挤，福安茶人着力开发国内茶叶市场。民国初期，福安所产茶叶主要有洋庄红茶、京庄绿茶和苏庄粗红茶。京庄绿茶初制成毛茶之后，由茶商合资组建的“福寿轮船公司”的轮船直接运抵福州，再窨花精制成花茶；苏庄粗红茶先运苏州，再转运华北、蒙古、西藏等地。直至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福安每年有“绿茶、白茶、茅茶、白尾茶、乌龙茶销行苏州、温州、福州等地，统计十万挑。”（《福建文史资料》第十辑第177页）据民国二十三年（1934年）福建省政府的统计：“福安茶地面积达6万亩，占全省茶地面积的10.3%；茶叶产量达5.1万担，占全省茶叶产量的21.7%，居全省首位。”
民国廿三年以后的战乱，使坦洋茶业从兴盛的顶峰跌落下来。自从日冠侵占东南亚各国，海运不通，茶叶滞销，粮价飞扬，茶农被生活所迫，不得不砍茶种粮，坦洋茶风徒遭中落。红茶产量由从前10万箱降至4万余箱，绿茶由5万件降至4万件，生产每况愈下，逐渐衰落。茶叶没人买，茶园无人管。坦洋村户口逃离一半多。茶街消失了，茶树挖了，桂林砍了，桥被大水冲走了。正如民谣所唱：“茶叶没路走，茶农挖茶头；茶败坦洋败，两街凉溜溜；一路凄泪流，茶行变坟丘。”
当时，“坦洋工夫”茶产量锐减，战后亦未能得到恢复，濒于绝境。据国民党第三战区政治部调查记录“……福安只有茶户200户，茶农900人……”同一时期发行的《福安茶叶茶号》一书亦云：坦洋茶号仅剩11家。
千古兴衰多少事，成败得失自有因。纵观清朝末年民国初期，致使“坦洋工夫”茶陷入困境的主要原因，一是接连不断的战争；二是贪官污吏横征暴敛、加重税赋。清政府见茶业有利可图，便重课厘金。黄崎海口原本设有海关，咸丰末年又加设了厘金局。“同治五年（1866年），在坦洋专设茶税局，由省委员督办，由是福安茶类课税独辟一门矣。”（陈鸣銮《福安茶业》）民国初，先是废除厘金改为茶税，到民国五年(1914年)又恢复厘金，茶厘每百斤境内税 1.69两，出口税1.19两。民国十七年（1925年），裁厘金设税课，对往来茶叶予以征税，税银改用大洋(银元)。绿茶、毛茶每百斤征2元；红茶、白茶征1.7元；民国二十年，茶叶出口税率提增到7.5%，最高年份达10%。这一时期茶叶除关税、特种营业税外，各产区还有种种苛捐杂税，多如牛毛。茶栈、洋商也从中高利盘剥，茶农“自芟草施肥、采摘、焙制至成茶，每担成本至少20余元，而每担茶最低时跌到18一10元不等，故废弃茶园或改植他品”。（摘自《坦洋工夫茶话》）
清末，帝国主义入侵，在经济上实行垄断和掠夺；国内太平天国、义和团、红灯照、小刀会蜂起，社会动荡不安，一定程度影响了“坦洋工夫”的发展。与此同时，洋商看见茶叶贸易利润丰厚，就在福州竞设洋行，雇“牙伢”进山收购茶叶，操纵市价。从19世纪中叶开始，英国人决定在印度引种中国的茶树，遣派皇家植物园温室部主管罗伯特?福琼来到中国，带去２万株小茶树和大约1.7万粒茶种，并带走８个中国茶叶工人和茶农。１８８０年以后，英殖民地印度、锡兰（斯里兰卡）的茶叶开始取代中国的茶叶登上贸易舞台。到１８９０年，印度茶叶占据了英国国内市场的９０％，中国在这场贸易战和商业间谍战中完全落败，成为彻底的看客。其中受害最甚的莫过于福建省红茶主产地之一的坦洋工夫茶产区。大面积茶园因采制粗放而抛荒，许多茶商因亏本收盘。不过，茶叶毕竟在福安有着悠久的历史和丰厚的积累，福安的茶农和茶商，凭借着制作工艺的独特性和品种的多样性，凭借三都澳开埠的有利条件，积极参与市场进行了顽强的抗争。1912年经三都澳外销的绿茶有5.26万担，红茶5.06万担；到1915年红茶外销量达到7.24万担。”（《福建文史资料》第十辑）。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炮火，又一次更加残酷地打破了坦洋人构建“著名茶都”的梦想。战争使茶叶出口严重受阻，茶叶一度陷入低谷。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国际茶叶市场重新复苏，坦洋工夫茶第三次崛起，再度飘洋过海。当时日本、印度、锡兰等国虽然也产茶，但是无论品质还是风味都无法与中国红茶相媲美。日本奸商为了达到以日本茶取代中国茶的目的，不择手段派人潜入闽东茶区，将茶农赤脚揉捻茶、茶农小孩流鼻涕、小便等情景拍成照片，在国际市场上造势播传，大肆中伤污蔑中国红茶。可是，欧洲人经过检验，反而进一步确认了中国红茶的优良品质，日本人的阴谋不能得逞。面对国际茶叶市场日益加重的排挤，福安茶人着力开发国内茶叶市场。民国初期，福安所产茶叶主要有洋庄红茶、京庄绿茶和苏庄粗红茶。京庄绿茶初制成毛茶之后，由茶商合资组建的“福寿轮船公司”的轮船直接运抵福州，再窨花精制成花茶；苏庄粗红茶先运苏州，再转运华北、蒙古、西藏等地。直至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福安每年有“绿茶、白茶、茅茶、白尾茶、乌龙茶销行苏州、温州、福州等地，统计十万挑。”（《福建文史资料》第十辑第177页）据民国二十三年（1934年）福建省政府的统计：“福安茶地面积达6万亩，占全省茶地面积的10.3%；茶叶产量达5.1万担，占全省茶叶产量的21.7%，居全省首位。”
民国廿三年以后的战乱，使坦洋茶业从兴盛的顶峰跌落下来。自从日冠侵占东南亚各国，海运不通，茶叶滞销，粮价飞扬，茶农被生活所迫，不得不砍茶种粮，坦洋茶风徒遭中落。红茶产量由从前10万箱降至4万余箱，绿茶由5万件降至4万件，生产每况愈下，逐渐衰落。茶叶没人买，茶园无人管。坦洋村户口逃离一半多。茶街消失了，茶树挖了，桂林砍了，桥被大水冲走了。正如民谣所唱：“茶叶没路走，茶农挖茶头；茶败坦洋败，两街凉溜溜；一路凄泪流，茶行变坟丘。”
当时，“坦洋工夫”茶产量锐减，战后亦未能得到恢复，濒于绝境。据国民党第三战区政治部调查记录“……福安只有茶户200户，茶农900人……”同一时期发行的《福安茶叶茶号》一书亦云：坦洋茶号仅剩11家。
千古兴衰多少事，成败得失自有因。纵观清朝末年民国初期，致使“坦洋工夫”茶陷入困境的主要原因，一是接连不断的战争；二是贪官污吏横征暴敛、加重税赋。清政府见茶业有利可图，便重课厘金。黄崎海口原本设有海关，咸丰末年又加设了厘金局。“同治五年（1866年），在坦洋专设茶税局，由省委员督办，由是福安茶类课税独辟一门矣。”（陈鸣銮《福安茶业》）民国初，先是废除厘金改为茶税，到民国五年(1914年)又恢复厘金，茶厘每百斤境内税 1.69两，出口税1.19两。民国十七年（1925年），裁厘金设税课，对往来茶叶予以征税，税银改用大洋(银元)。绿茶、毛茶每百斤征2元；红茶、白茶征1.7元；民国二十年，茶叶出口税率提增到7.5%，最高年份达10%。这一时期茶叶除关税、特种营业税外，各产区还有种种苛捐杂税，多如牛毛。茶栈、洋商也从中高利盘剥，茶农“自芟草施肥、采摘、焙制至成茶，每担成本至少20余元，而每担茶最低时跌到18一10元不等，故废弃茶园或改植他品”。（摘自《坦洋工夫茶话》）
作者：郑望责任编辑：宋诗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