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安新闻网消息（陈发松）    范坑村在山头下，鸟难飞过猴难爬。    乞丐路过不歇脚，穷村群众文化差。    这首旧民谣，说的是地处闽浙交界“人走一步跨两省，鸡叫一声传三县”的北部老少边穷山旮旯里的范坑村。史载，村人于清乾隆辛卯（1771）年始迁范坑，在200余年间，皇帝换了10多个，村里没有出过一衔笔吮墨的举人或文人，村民世代捏锄柄，一字当枪担。    解放后，在共产党的领导下，村办小学，农民子女才有读书的机会。然“文革”期间，到处“停课闹革命”，教育部门把“臭老九”们派到范坑“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村民体恤“臭老九”拿锄头之难处，“臭老九”惜怜村民子女没文墨之苦衷，于是便共同办起范坑小学的“戴帽初中班”。让这些“臭老九”上讲台，大大提高了村民子女的知识水平。“四人帮”倒台，邓小平拨乱反正，1977年，全国恢复高考制度。红日高照放光华，党把文化送我家。长女陈琴容考进福建师大中文系，成为范坑村头一个大学生。接着，我家接二连三四年每年都出了大学生。老二陈昌明参军，在部队考上解放军后勤部石家庄军械学院；老三陈昌盛（民办教师），考入福建教育学院中文系；老四陈昌华考中清华电子工程系，毕业后考留学博士后；老五陈昌东考得福建农林大学园艺系，毕业报考省委党校研究生。忆往昔，我祖宗一字不识当门闩；看今朝，我儿女“五子登科”满门书香飘溢。托党福，农家子女实现“鲤鱼跳龙门”。    难得共产党为民谋幸福，我家接连不断喜气盈门，两个儿媳妇福建财经大学和北航毕业后，其中又一个留美；女婿福大毕业生，两个孙女分别在仰恩大学和燕京大学毕业考上公务员；两个孙女婿在仰恩和昆明理工大学毕业也考取公务员；外孙女留学新西兰；两个孙子考上美国加州大学和北京理工大学。如今，我家有本科生、研究生和留学生15人。    而我属于生不逢时，当年国难当头，民不聊生。更何况我家在偏远山村，当年我丧父时只有9岁，孤儿寡母相依为命，我无法离家乡去城镇读书。如之奈何？好在当年我家住房厅堂曾设私塾教馆两年，母亲虽然目不识丁，巧在学凿壁偷光读书，躲在房中洗耳恭听厅堂先生所教一句一句，过耳不忘，日积月累将一本《三字经》从头至尾背得滚瓜烂熟。同时，还将《四言杂字》也背得一字不漏，以便口授于我。母亲还教我“溜字花”读“人之初”。当时，我只是囫囵吞枣，不会咬文嚼字。常言道，熟读唐诗三百首，不会做诗也会吟。我虽“溜字花”也慢慢溜出书味来，一字能百字同。村人得知我认识不少字，就叫我“田秀才”，特地让我当生产队会议和草台戏班的创作员。解放初期，我曾先后编出山歌戏《高山红梅》、《双定牌》和畲歌小戏《考女婿》等，参加全省、全国业余戏曲会演，荣获剧本创作二等奖。特别是1965年冬，我唱山歌进北京，参加全国青年业余文学创作代表大会。会上，我还作了《一手拿锄，一手拿笔》的经验发言，受到周恩来总理亲切接见并合影留念，周扬部长在会上表彰我。当年我还在省出版社出版文艺专集《范坑锣鼓》，并参加省作家协会，被人称作“农民作家”。从此，我乐此不疲，无怨无悔。    今年，我已年近八旬，还坚持创作，笔耕不辍，正所谓：党送文化我家来，山鸡飞上凤凰台。    只缘盛世春常在，笔花永远向阳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