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去的是福安社口镇坦洋村，当地出产的红茶刚被中国农科院茶叶研究列入第一批《全国茶叶类农产品地理标志资源目录》。它曾有着辉煌的历史，自光绪六年至民国二十五年(1881一1936)的50余年，坦洋工夫红茶每年出口都在500吨左右，产品远销荷兰、英国、日本、东南亚等20多个国家和地区。
但当我去拜访这座茶乡的时候，整个村子异常冷清，几乎没有活动的身影。如果不是有鸡犬相闻和偶尔冒出的炊烟，我甚至会以为这里不过是座废弃的村庄。坎坷不平的土路沿着小河深入远处的山谷，散布周围的土房流露出破败的颓态。开车进村口时闪过的那座真武桥，既是地界的象征，也是自古收茶青的地方，桥的两头，连接着绵延山行的菜茶，空气里荡漾着潮湿的青草味道，一点都让人无法联想到充满桂圆香气的坦洋工夫。
福安社口镇坦洋村村民委员会的院落，就在一块掉了漆露出木色写着“坦洋工夫，驰名中外”字样的拱形门匾后。院落看起来很萧索，昏暗的房间里，两个人有一搭没一搭地闲聊，其中一个年过半百的先生，恰好是这个威名显赫的村庄里大概最大的话事人——村支部书记。他没什么表情，把我当做众多进山收茶的茶客之一，当我提出想看茶票的时候，他终于从电话里翻出了李宗雄老先生的电话号码。
李宗雄老先生，这个年过七旬拥有五十多年制茶经验的老手艺人，仍然对制茶行业苦苦坚持孜孜以求，以一己之力创办红茶民俗馆，希冀能在挖掘与保护中传承坦洋工夫技艺，他是中国日渐式微的传统行业里千千万万值得尊重的缩影。他的收藏在制茶工具、泡茶工具和茶汇票三大类之下还有壶、碗、罐、篓、筛等细分项，在偏好大而厚重的中国环境里，他的收藏甚至都无法够上博物馆的头衔而只能称为“民俗馆”，虽然我认为他那台摆在村里的茶叶泰斗张天福老人发明的“918”式揉捻机就足以秒杀不少省级以上博物馆馆藏。
我想看的茶银票，某种程度上是坦洋工夫盛极一时的佐证。清咸丰以降坦洋的茶叶贸易极为兴盛，每年外汇百万余银元，于是茶商开始发行小额“茶银票”来弥补当时小额银币流通量不足的缺憾。这种银票不仅可以在同号茶行钱庄兑换银元，而且也能在当地的市面上进行流通。有趣的是，有些茶银票，例如“同泰春”茶行发行于民国二十四年的一角茶银票，居然有着英国议会大厦的图案，甚至在北面出现了英文茶行的名称。这一点显出了坦洋工夫与英国之间千丝万缕的关系。
李老先生手上的茶银票都送去参展了，不能一见，本以为要铩羽而归，不成想李老先生却打回电话说起他拥有的另一种茶凭证。于是我决定转道回到福安城里。大部分如李老先生这样拥有茶行茶庄的人家，多把店铺开出了村庄之外，有些开在福安城，有些散布在福建省内各大城市，我的家乡旧居楼下就开着一家富丽堂皇的坦洋工夫茶行。流失了人气的村子多少显得荒凉失修，唯一显赫大气的只有两座家姓宗祠，表现出极为浓厚的氏族传统。
七十古来稀的李老先生看起来颇有仙风道骨，一身白衣精神矍铄，我才一下车他就迫不及待地展开他郑而重之收藏着的那张茶凭证，或许那个白色卷筒还是专门定制用来收藏那张薄薄泛黄的纸张。这是一张由一家叫做胜大来茶公司在1935年间左右为其出口英国的茶所出具的茶叶品质证明。根据老先生的说法，当时出口到英国的茶，每一箱都配备有这样一张纸来证明茶的来源可信度，算起来这可能是中国最早的防伪标签了。老先生希望我能有办法帮他找到英国是否有人收藏当年的凭证，如果有，他愿意不惜一切代价换回一张。因为严格意义上来说，老先生现存的这张并不完整，还缺少出口的印鉴，只是当年出口剩下的印刷品。
这张纸，我后来特意致信英国老牌红茶公司Fortnum&Mason咨询过，他们查遍了相关档案也找不到关于胜大来茶公司的蛛丝马迹。如果退回两个世纪前，最富盛名的茶叶公司应该是川宁Twining。而川宁的创始人Thomas Twining在伦敦斯德兰特街开设的茶叶店最早叫做黄金狮王Golden Lion Tea Shop。黄金狮王也从坦洋进口过茶叶，据说还在鼓浪屿设有办事处。而那时正是坦洋工夫走出三都澳行销全世界最鼎盛的时期，但可惜连川宁也都找不到类似的资料。
李老先生的愿望，看起来要实现已经非常渺茫。当年进口茶叶的茶商多数都是茶公司，进口的茶也都是用作基底拼配，几乎不可能有单一品种茶叶流入零售市场，收藏这么一张凭证也变得不可能。坦洋工夫对英国的出口在上个世纪四十年代之后就逐渐没落，现在英国红茶用来调配的茶叶当中，印度、斯里兰卡甚至是肯尼亚的茶叶占据了大部分的市场份额，有一天看到一份茶叶报告，如今中国茶叶在英国的市场份额仅剩4%。
有趣的是，这个曾经以桂圆香气征服了国际市场的村庄，似乎也不太挂怀地球另一端那片遥远的世界。坦洋茶人，更想唤起的是国内市场的热忱。对他们来说故乡的土壤才更充满无限可能，出口的茶叶只是原材料农产品，而在当今中国，虽然还要同不少茶种抢夺市场竞争极为残酷，但好的茶总是不缺被尊重的机会。或许没有了粗放出口的万担茶为他人做嫁衣，指不定却能换来属于自己的“黄金狮王”。
(文/周瑷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