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访组：孙老师，您好！您是一位资深媒体人，曾经20多次赴藏，也曾跟随时任福建省委副书记习近平同志一起进藏接送援藏干部。请您谈谈那次行程。

孙永明：1998年，习书记率第二批福建援藏干部进藏，同时迎接第一批援藏干部返回。那一次他带的随行人员很少，除了他的秘书，还有《福建日报》随团记者张红。我不是习书记指定去的，他那时并不认识我。当时，有的同志不太敢去西藏，我因为常年跑西藏，就自告奋勇去负责电视报道。

1998年6月17日清晨，习书记率领我们一行飞抵拉萨贡嘎机场，把福建的援藏干部送进藏。习书记是当时全国各省送干部进藏规格最高的一位领导。按照组织部门的安排，援藏干部须留在拉萨短暂学习和休息，但习书记为了深入了解第一批援藏干部的情况，决定抓紧时间率先遣队向福建对口支援的林芝地区进发。贡嘎机场到林芝政府所在地八一镇之间有530多公里的漫长路程，缺氧、道路坎坷，我们乘车走了一天，抵达八一镇时，已经是晚上8点多，习书记和大家同甘共苦，一路上的艰辛难以言表。

第二天早晨，习书记便和地委书记金喜生、行署专员才旺班典、福建援藏队长邓保南等同志座谈，了解福建在林芝地区的援建情况。这一天，习书记还专门前往解放军驻西藏林芝某部，看望闽籍战士。座谈会后，他对战士们说：“你们在高原缺氧的情况下守卫祖国的边疆，我谨代表家乡人民向你们表示慰问。你们是福建人民的骄傲，也是西藏人民的骄傲！”

座谈会后，习书记还深入战士们的宿舍、阅览室，摸摸他们铺得够不够厚，盖得够不够暖，看看他们平时都读哪些书报。他叮嘱战士们要弘扬老西藏精神，安心服役，早日成才。他说：“在这样一个富有光荣传统的地区和部队里生活，你们一定能够经受锻炼和磨难，很好地成长。” 

安排后面的行程时，习书记提出要先去朗县。我听他这么说，心中一惊。我已是第9次进藏，对朗县的情况非常熟悉。那里自然条件很恶劣，路途非常艰险，而且习书记经历了两天的旅途劳顿，现在去朗县身体会吃不消。我就劝他说：“习书记，去朗县的路很危险，建议您不要去。”其他了解情况的同志也劝他不要去。但习书记语气平和而又坚定地说：“谁都可以不去，但我必须去。”

6月20日一早，天空一片蔚蓝。习书记带着几个人赶往朗县。从八一镇到朗县340多公里，大部分路段紧挨着雅鲁藏布江，很多路段窄到没办法交会车，一路上惊险异常，车窗外紧邻着万丈深渊，下面就是湍急的江水，看一眼都会觉得头晕目眩。当年，当地一个副县长一家连人带车掉到江里，无一生还，酿成悲剧。

不过，我们那天倒是一路有惊无险。经过米林县境内卧龙乡唐崩巴新村，他停下车走进村子。这是由高海拔贫困村搬迁下来形成的新村。这个移民村是他任省委常委、福州市委书记时指导福建援藏干部叶康勇、李振泰他们帮着建成的。那个时候，习书记已经把在宁德地区形成的脱贫思路带到了西藏进行实践，并在之后逐渐形成了今天精准扶贫、精准脱贫的科学思想。

我们平安到达了朗县。习书记首先到援藏干部住的地方看望他们，关心询问大家的生活情况，包括如何做饭、如何与家人联系等细节问题。他还先后跟援藏干部和全县干部开了座谈会，进一步了解一下援藏干部的工作情况，了解他们在这么艰苦的条件下是如何开展工作的。然后，习书记还去看了道路、宾馆等一些建设项目。

之后，我们又从朗县出发，经米林农场，到米林县，再回到朗县。这中间，他还到牧民家里看望藏族群众，详细询问他们的生活状况，比如收入多少？家里几只羊？牦牛多少头？他很真诚，工作做得非常细，给西藏牧民心里留下美好的记忆。一直到多年以后，朗县和米林县的牧民提起习书记，都是赞不绝口。

我1995年跟随第一批福建援藏干部去西藏，此后又陪同过很多领导，但习书记给我留下了最为深刻的印象。他不怕危险，不怕艰苦，而且与人相处非常亲和，善于和人交流，能在与基层干部群众交流过程中不断获得可靠信息，把工作做得非常细致。从那时起，我就对他肃然起敬，觉得这个领导蛮特别的。

那几天的行程中，习书记有很多讲话，充满深情，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一次是在当地的干部职工大会上，他代表福建省委向当地政府和老百姓表示感谢。他说：“我们的干部在这里，你们给了很多关照。感谢你们给福建干部的关心和支持，为我们福建培养了他们，锻炼了他们。”他的真诚与谦和赢得了大家的掌声。

还有一次是在八一镇同第一批援藏干部座谈时，习书记语重心长地说：“同志们，随着时间的推移，你们头上援藏的光环会慢慢地淡去，但是你们必须保持援藏的精神，回去要再接再厉，再创佳绩。不要把当官作为目标，要把做事、做好事作为方向。”

当时，很多人对这一批援藏干部预期很高，认为他们回来后可能会提拔。但是习书记说的这句话让我感触很深，他很有远见，首先强调要摆正心态。习书记的这番话意义重大，一直传到现在的第9批援藏干部，还在一批批往下传。

我一直比较关注西藏和援藏干部，也见过一些福建的或其他省的领导到这里来讲话。但是习书记截然不同，他没有照本宣科的话，完全是出于兄弟般的感情在讲真话。他也知道，援藏本质上是一种奉献，事实上与提拔也没有绝对的联系，所以他不希望第一批援藏干部过多抱有这种期望，一旦不能实现，就可能会带来负面情绪。

习书记在林芝地区机关干部大会上的讲话也让我至今记忆犹新。会上，当时的福建省旅游局副局长、挂职林芝地区行署常务副专员的邓保南同志先发言，他介绍了福建第一批援藏干部这些年所做的工作，感谢当地干部对他们无微不至的关心，讲述了闽藏之间感情融洽的感人事例。

邓保南同志发言结束后，西藏干部才旺班典同志再一次回顾起福建的同志们在这片土地上奉献青春与热血的感人事迹，讲到动情之处，他流下热泪，说：“西藏的发展，真是援藏干部用命换来的！”

最后是习书记讲话。他站起来时，我看到他眼圈也是红红的。他先向台下鞠躬，然后又向台上的当地干部和援藏干部鞠躬，对他们表示感谢。他说：“首先，中央关于援藏的决策非常英明，中央的援藏方针要坚决贯彻。福建尽其所能响应中央的号召，已经把林芝地区作为福建省的一个地区来考虑共同发展，在林芝地区完成了第一批援藏的任务。其次，福建援藏项目的落地，得到了当地政府的关爱，感谢林芝地委行署对援藏干部的关心与厚爱，我谨代表福建省委省政府向林芝地区的领导和在座的干部表示感谢。再次，表扬邓保南同志、许少钦同志、叶康勇同志、陈景辉同志等第一批援藏干部，你们没有辜负党的重托，没有辜负福建人民和西藏人民的重托，克服了常人难以想象的困难，尽了自己最大的努力。你们不仅和当地干部群众团结奋斗，改变了贫穷落后的面貌，还用自己的行动激励着人们到艰苦的地方去工作，福建人民感谢你们！这种精神是孔繁森精神的体现、老西藏精神的发扬。邓保南同志是窗口，你很好地对接了两地的交流，为增进闽藏两地的感情作出了重要贡献。最后，寄希望于第二批援藏干部，希望你们能继承和发扬第一批援藏干部务实创业的精神，和当地的干部群众打成一片，脚踏实地，共同努力，再创佳业！”

习书记的这番话如涓涓细流，娓娓道来，又充满了感情，讲得大家都很激动，对他报以热烈的掌声。

采访组：在西藏的几天时间里，您和习近平同志朝夕相处，一同工作。请您讲讲你们之间的交流吧。

孙永明：我和习书记初次相识，挺谈得来，关系很融洽。

迎送援藏干部那天下午2点，正是高原太阳最毒的时候，习书记亲自到场等候。当地按照计划组织中小学生、干部站在道路两旁，迎接第二批援藏干部，送别第一批援藏干部。作为负责人，习书记也站在那儿等。可是站了一个多小时，第二批的队伍还没到达。当时通信还不是很发达，第二批援藏干部什么时候到，到哪里，谁也不知道，只有在那里等。

习书记个子高，身材又比较魁梧，这样的人在高原上，如果长时间站着很容易缺氧，我就搬了一张木凳子给他，说：“习书记，你很累，先坐会儿吧。”习书记看到小学生还都站在那里，不愿意自己坐下来。我反复劝说，他才稍微坐下休息了一会儿。

在藏期间，他和我聊了不少读书的事，从世界名著，聊到最新的一些出版物。他读的书很多，而且涉猎甚广，尤其是他读书后有很多自己的思考，产生了很多独到的观点。我是读汉语言文学专业的，但是在这方面与他相比，实在是差得太远了。通过交流，我对他更加肃然起敬了。

后来我想，习书记的阅读和思考，为他能够成为一个杰出的政治家打下了重要基础。他不仅知识广博，而且很有人情味，他跟援藏干部说的那种由衷的话，不仅饱含了情感，而且给人很大的启迪。

后来回到福建，通过进一步的接触我才了解到，习书记的阅读量是非同寻常的大。他每天忙完公务后，几乎都要阅读到深夜。我问他为什么看这么多书，他说：“没有知识，我怎么做工作？”他说“做工作”其实是谦虚的说法，他当时已经是省委副书记了，做的是“领导工作”。

有一天晚上，我们沿着雅鲁藏布江边散步边聊天。走着走着，我们看到对面有个寺庙，在湍急的江水和险峻的群山之中，显得非常宁静祥和。我们端详了那座寺庙很久，习书记有感而发，就跟我讲起了他的父亲习仲勋同志和十世班禅的故事。他说：“我父亲跟班禅是好朋友。我们做民族工作，一切要以团结为主，要以党的利益、人民的利益为重。”

聊天当中，习书记对我为什么总跑到西藏来感到奇怪，他问：“听说你来过很多次西藏，这是第几次来了？”我说：“第9次了。”他说：“你怎么老跑西藏呢？”我回答说：“我跟他们太有感情了。”“他们”指的就是援藏干部。接下来，我给习书记讲了几个援藏干部的感人故事。

我说：“习书记啊，有人写遗书，你知道吗？交通厅的陈景辉，他去墨脱修公路之前，写了遗书。”陈景辉是福建交通学校团委书记，援藏期间任林芝地区交通局副局长。

习书记对西藏的情况很熟悉，知道墨脱很艰苦。他就说：“陈景辉去墨脱？就是白白胖胖的那位同志？”我说：“是啊，这个人很有意思，他皮肤很白，太阳怎么晒都晒不黑，第一天晒红了，第二天又白了。”习书记说：“西藏的条件很艰苦，他真不容易。”

我说：“这批援藏干部付出的代价很大。”习书记说：“你也不容易呀！”我说：“我三天两头就回家了，没关系。”他说：“你有一次待很长时间。”我说：“是，我那次待了4个月。我一直在拍纪录片《闽藏情》，定期给福建台送。”

习书记问我：“你除了拍《闽藏情》，现在在写什么？”我说：“我还准备写《援藏岁月》。”他说：“写完一定要给我。”我说：“我现在知道了，你很会看书，但是我这本书的水平不行，成不了名著。”他真诚地说：“这是历史啊。一段历史，应该要有人记录。”

后来，我在《援藏岁月》里写了一句话：“历史非常无情”，就是从习书记的这句话里得到的启发。我想，1995年，福建省派22位干部到西藏工作了多少年，做了哪些事，援藏干部的个人和家庭所付出的辛苦，没人知道。历史很无情啊，所以我就想要填补这段空白。习书记很支持我写这本书，所以书一出来，我就第一时间送给了他一本。 

还有一件印象深刻的事。我们在一个地方吃完午饭，准备出发的时候，我扛着摄像机，等着队伍出来，等了很长时间，他还没来，我就回去找他。有人告诉我，习书记在餐厅和厨师握手。我就赶快回去，拍下了一组镜头。那时，他已经跟他所在楼层的服务员握过手了，还一定要去厨房。当地的领导干部对他说：“我送您走吧！”他说：“不行，人家为我服务，很辛苦，我要去感谢一下。”

习书记离开任何一个地方，都会跟宾馆的服务员、厨师握手，表示感谢，说：“你们辛苦了，你们烧的菜很好，谢谢你们！”有的厨师、服务员会提出跟他合影，他都很乐意。现在他也是这样，无论走到哪里，人家想和他合影，他都很乐意。他没有官架子，能体谅别人，让我印象深刻。

采访组：习近平同志在福建省领导岗位上，对于援藏项目都提出过哪些要求？

孙永明：按照中央指示，福建省的援藏工作是从1995年开始的，那时候习书记是福州市委书记。他任省委副书记以后，就确定了福建援藏的具体项目，主要是通过解决西藏的基础建设问题来推进西藏发展。

20多年以来，福建在西藏留下了很多东西，修了福建路、厦门广场、福州街和林芝地区的人大办公楼，还帮助解决老百姓的住房问题、用水问题、粮食品种问题，等等。福建的援藏传统和援藏精神在习书记的支持下一批一批传承下来，现在已经到了第9批。

那次从西藏回到福建后，习书记始终关注着援藏的具体工作。据我所知，有的同志拟定了几个项目请他批准，他见到有些华而不实的就会说：“这个项目为什么这样制定，要拿出你们的依据来。”“你们要拿出几个能改善和提高老百姓生活水平的项目来，其他的不要讲太多。你首先告诉我，如何改善老百姓的卫生条件、住宿条件，如何把放牧区和居住区分开来，让老百姓有个很好的生活环境。”

每一个项目，每一件事，习书记都问得很具体，很详细。他始终认为，援藏，必须以扶持百姓、关心老百姓的生活为主旨。持续不断地关注和促进人民群众生活水平的提高，是他从政以来一直坚持的原则，从来没有偏离过。这就是共产党人的初心。

采访组：从西藏回来以后，你们是否还有联系？

孙永明：西藏是一个无比美丽、无比圣洁，又充满艰险的地方。那次和习书记一起在西藏，我常看到习书记嘴唇发黑，走路气喘。他毕竟长期在内地生活，加上身材魁梧，需要消耗更多的能量，所以高原反应还是挺大的。但是他很坚强，能挺得住，从不喊苦喊累。在“世界屋脊”面前，无论多么强悍的人，都是在用生命挑战。因此，从雪域高原一路走来，你会对同行的人留下难以磨灭的记忆。

我一直记得习书记，没想到他那么大的干部，只是因为进藏的那一次经历，习书记后来还一直记得我。有一段时间没见到我，习书记就会问：“孙永明老师现在在干吗？”大家听到后都会传话过来，但是我知道他很忙，一直没好意思去打扰他。我认为，与一个杰出的领导人认识并不一定要来往密切，更应该关注他的举措，向他学习，支持他的工作。比如，他在福建搞的“菜篮子”工程，就是关心民生的重要举措；他推动“数字福建”建设是理念非常超前的。他影响了我，我开始做一些新的创作探索，就是受他的启发与指引。

但是有一件事，我确实“打扰”了他。我一直想拍一部关于援藏干部的电视剧，就写了个故事大纲交给习书记。他很快就作了指示，写道：“这是一件有意义的事，请省委宣传部审核。”但是，他随后就批评我了：“这是一件好事，也是公家的事。但你要走正规渠道，不要凭着私人关系来。以后，你必须按程序送上来给我，不允许越级。下不为例。”

习书记有他的从政原则，有他为人的准则。他很严肃地提醒我，不能因为你和我认识，就可以直接找我去办某些事，即使办的是好事，是公家的事，也是不允许的。从人格到党性，习书记都让我感到非常敬佩。经过他那一次的提醒，我把这个原则就牢记在心了。

这么多年过去了，西藏之行的情景，我依然历历在目。他当时是省委副书记，我只是一般干部，我们坐在一条木板凳上，一人坐一头，谈歌德，谈托尔斯泰，谈基辛格……这段经历是我的荣幸，我自己也没想到，我和他能有这么一段“偶遇”。这也是我在西藏留下的最美好的记忆。

采访组：上世纪90年代末，您开始参与福建帮扶宁夏贫困地区的工作。习近平同志对这项工作都有哪些支持？

孙永明：1997年5月，我接受福建省政府扶贫办的任务拍摄宁夏介绍片，由扶贫办林月婵主任带队到宁夏，为福建帮扶宁夏贫困地区打前站。任务完成后，我们将拍摄好的电视片送到省政府会议室，给当时的领导们观看。会上，大家分别介绍了宁夏西海固的贫困情况，各级领导汇报了各自的想法。按我的级别来说，那天是不用发言的，但习书记却给我很大的尊重，问我有什么想法。我虽然婉拒了，但他对我的尊重，至今仍让我回味无穷。

会后不久，习书记亲自前往宁夏，深入到最贫困的山区，作出了科学的决策，重新规划建设了一个村，后来就发展成了今天的闽宁镇。

1999年，习书记带队赴宁夏做对口援助工作。那次，我还是作为先遣队去拍了一些宁夏的情况，拿回来在省里的会议上给领导们看。习书记定的调子非常切合实际，决策也很有战略高度，一是解决生存问题，二是解决发展问题。福建援助宁夏的所有项目都非常贴合百姓生活，都实实在在地关系到每一户老百姓的家庭，很好地体现了“扶持百姓”的原则。在习书记决策下，福建在宁夏的对口帮扶工作得到了当地干部群众的广泛肯定，留下了非常好的口碑。

采访组：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和国家发生了全方位、根本性的历史变化，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作为一位资深媒体人，请您谈谈对现在时政热点的看法。

孙永明：首先是反腐败斗争取得重大成果，振奋人心。作为一个老百姓来看中国的这段历史，我认为习近平总书记是一个创造奇迹的人。之前，社会上曾对反腐败有过争议，有人提出了一个尖锐的问题，你共产党敢给自己开刀吗？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提出我们党要自我革命，做到“刀刃向内”，自己给自己开刀。腐败是世界通病，纵观古今中外，有几个政党敢把自己的问题毫不避讳地袒露出来？所谓的西方民主其实是相互之间开刀，在野党和执政党互相开刀解决问题。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能够做到堂堂正正地把党内的毒瘤割掉，对腐败始终保持零容忍，这在一定程度上来讲，是挽救了中国共产党，挽救了中国。

第二，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现在逐渐显露出成效。这是他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具体化，为世界发展指引了方向。

第三，他解决了一个世界性的难题，中国这个14亿多人口的国家将在今年全面摆脱绝对贫困。

习近平总书记家里两代人都肩负过民族的使命：他父母那一代，用生命和信念为革命事业奋斗；他这一代，是坚守信念，用思想和智慧开拓未来。习近平总书记给中国带来了希望，给老百姓带来了福祉。

（本系列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