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安新闻网消息（缪小宁）1932年9月，时任共青团福州市委书记的叶飞，受中共福州中心市委书记陶铸的派遣到闽东工作，加强党的领导。
　　叶飞自己可能没想到这次被派到闽东工作，一干就是6年。闽东给这位年轻的职业革命家提供了一个施展才华的历史舞台。闽东既是叶飞成长的新起点，又是从稚嫩走向成熟的转折点。特别是在闽东革命历史的几个关键节点上，叶飞卓尔不群，独立风口浪尖力挽狂澜，率领闽东党和红军从危难和困境中走向胜利。
      
    福安中心县委书记马立峰被捕之初

　　1933年1月，福安中心县委书记马立峰在福安北区泰逢不幸被捕，福州中心市委任命叶飞接替书记一职。詹如柏不服从新任书记叶飞的领导，由此福安“发生党内纠纷”。即有关历史文献中所记载的“第一次反中心县委事件”。
　　在闽东党的领导圈里，詹如柏除了服马立峰，还没有服过其他人。
　　根据福安中心县委书记叶飞的汇报，福州中心市委派陈巡视员前往福安，对詹如柏排斥外来干部的行为给予了严厉处分。此举引起了与詹如柏私交很好的五位同志和北区干部的不满。詹自己不吭声，而是由其他人出面，撇开中心县委直接向福州中心市委反映情况。福州市委再次派员到福安处理此事，改组福安中心县委。
　　没想到另派的巡视员到福安调处后，却出现了戏剧性的结局。
　　该巡视员经过了解情况后认为，“福安这次的另外组织的发生，由于官僚主义而产生。”“工作最好的是这个区（指北区），这同志（指詹如柏）的很积极，而且是群众的领袖”。因此不仅撤销对詹如柏的处分，反而提拔他担任福安中心县委书记，而把叶飞派往宁德巡视工作。
　　此时的叶飞顾全大局，服从指派，维护了闽东党内的团结和稳定。
　　1933年1月15日，中央巡视员老肖将调处此事的情况报告了中央。虽然福安党内这场纠纷暂时得到平息，但它在一定程度上不仅“影响了党内团结，而且妨碍了党的发展”。
　　应该肯定的是，詹如柏的确是一位个人能力、魄力、魅力都很强的领导干部，在当地干部群众中有较好的基础。
　　是年6月，被派到闽东工作的福州中心市委秘书长曾志，在她的回忆录中，对詹如柏有过这样的评述：“他三十多岁，中等个子，身体壮实，一身农民打扮，一眼就可以看出他是个精明强干的年轻人。他勇敢机智，敢说敢干，处事果断，表情相当严肃，但言谈并不粗鲁，在当地党组织和群众中有相当的威信。”
　　可是叶飞一点也不差。当时闽东苏区的干部群众都亲切地称年轻英俊的叶飞为“小叶”。虽然，他到闽东时只有18周岁，但已有5年的地下斗争经验，善于思考，处事稳健，只是在武装斗争方面逊于詹如柏。
　　后来的事实充分表明“小叶”毫不逊色。他到宁德后，帮助颜阿兰组建了工农自卫队，建立了地下交通站。是年端午节，打响了霍童武装暴动的第一枪，它标志着宁德革命进入武装斗争的新阶段。这一枪对叶飞个人来说，同样具有标志性意义。它是这位无产阶级军事家此生的第一枪。
　　一介书生在革命熔炉中淬火成钢，最终成长为共和国开国上将。
　　用曾志的一句话来概括：“可见是战争造就了伟大的人才”。
　　霍童暴动后不到一个月，宁德游击队共缴获长短枪80多支，武装力量迅速壮大。是年6月底，在宁德半岭正式成立“闽东北工农游击队第三支队”。宁德的革命斗争取得了令人瞩目的胜利，有力地回应了福安中心县委乃至福州中心市委的少数人，对这位年轻领导干部能力的质疑。
　　是年8月，福安县革命委员会成立，詹如柏担任主席。叶飞重新回到福安中心县委书记岗位上，与马立峰、詹如柏、曾志、任铁锋等领导发动全区性工农武装暴动，创建了闽东新苏区。

　　在临时省委提出反“罗明路线”高压之下

　　1934年2月，以叶飞为书记的福安中心县委与福建临时省委，曾就“罗明路线”问题展开一场激烈的论战。
　　为了迎接闽东革命高潮的到来，1933年11月，福安中心县委多次去信、派员向临时省委毫不隐瞒地汇报了闽东党内存在着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和党性不纯的情况，以求得到上级的重视和指导。
　　以陈之枢为代理书记的福建临时省委，于2月3日给福安中心县委发出了一封洋洋洒洒长达一万余字的《指示信》。
　　在《指示信》中，临时省委对闽东的工作提出了具体指示。但是对福安中心县委“存在严重的弱点和错误”，也进行了吹毛求疵的严厉批评。临时省委认为，“闽东党存在的严重现象都是由于（中心）县委有了这种罗明路线的意识与估计所致。”
　　福安中心县委于2月17日在溪柄甲厝召开扩大会议。会议传达并讨论了临时省委的《指示信》，对其中一些正确批评和指示表示接受，并研究部署了改进和贯彻意见。但对临时省委指责福安苏区存在一条“对革命悲观失望的机会主义、取消主义的逃跑退却路线”为特征的“罗明路线”这一点表示异议。
　　2月19日，福安中心县委复信临时省委,据理力争：“我们指出的闽东党的一切现象并指出要立即消灭这些现象，改造和扩大闽东党并不是悲观失望,并没有丝毫罗明路线的精神,而是积极斗争的精神”。“省委这种批评不是对闽东党有帮助,而且有妨害,是减低闽东党的坚定心,对这种罗明路线的解释是片面的,不正确的”。
　　福安中心县委旗帜鲜明地抵制反“罗明路线”，并没有使受王明“左”倾教条主义严重影响的福建临时省委领导人改弦易辙。
　　3月19日，福建临时省委再次致信福安中心县委：“县委极个别负责同志（指叶飞）在这一时期的政治领导上及对整个闽东形势的估计上，还保持着立三路线的残余，以左倾的空谈掩盖了自己在实际工作中的机会主义。”“从县委所指出不同意省委的几点指示和污蔑省委‘不明了最近闽东斗争实际情形’的整个精神看来，县委在政治上是已经陷在“左”倾机会主义的泥坑中……”
　　在这封指示信中,临时省委措词严厉尖刻,福安中心县委反映问题和提出要求，被讥讽是发出“悲惨的呼声”、“错误的胡说”等等。
　　当年留下的许多文献资料表明，临时省委挥舞所谓“反罗明路线”的大棒，对着闽东党组织无休无止地肆意挥舞。但是也遭到了福安中心县委的坚决抵制和据理力争……
　　所幸的是，这场论战终因4月3日福建临时省委被敌人破坏而不了了之。敌人无意间帮了一个大忙，否则这场论战真不知何时休矣，更不知这场论战最终将给闽东革命带来怎样的内耗与恶果。
　　令人啼笑皆非的是，闽东党组织对罗明这个名字生疏得很，对于所谓的“罗明路线”更是“一脸茫然”；颇具讽刺意味的是，痛批闽东党组织“悲观失望和向困难投降”的陈之枢、周剑心等人，就在4月3日那天被捕后不到2小时，就向国民党当局屈膝投降。
　　福建临时省委一些领导人，受王明“左”倾教条主义影响，将中央苏区反“罗明路线”浊流引入闽东，终因闽东党组织是非分明，坚持进行不妥协的斗争，而未能在闽东苏区泛滥成灾。
　　以叶飞为书记的福安中心县委不唯上，不盲从，不退让，旗帜鲜明地抵制反“罗明路线”的斗争，在闽东党的历史上留下了可圈可点的篇章。

    在闽东临时特委“洋面会议”之上

　　1934年12月，大批反动凶残、装备精良的国民党正规军进入闽东，对闽东苏区发动大规模的“围剿”。在这种大兵压境情况下，围绕“转移”还是“坚守”，闽东特委和独立师的领导人之间意见不一。“詹如柏、叶飞他们在长冠、昌蒲洋争论了几次也没有结果，于是又决定打几仗再走。”
　　由于敌我力量过于悬殊，闽东党和红军已回天乏力。不仅“夺回失去的苏区”的努力力弗能支，而且福安中心苏区进一步缩小直至濒临丧失。
　　闽东红军主力和闽东党政机关，此时已经被围困挤压在福安东区的大山里，包围圈在逐日缩小。如果舍不得放弃中心苏区而选择突围，闽东红军和党政机关将面临全军覆没的厄运。
　　闽东党和红军已经走到历史的十字路口，必须尽快作出艰难的择诀！
　　1935年1月13日深夜，在闽东苏区面临严峻考验的险要关头，闽东临时特委在福安东区洋面村不远的一个山坳的竹林里召开了紧急会议。
　　会议由闽东临时特委组织部长、闽东红军独立师政委叶飞主持。
　　读者可能会问，为什么不是代理书记詹如柏而是叶飞主持会议?
　　其实，在重要历史关头，历史人物总会有超常规的举动和作为。大敌当前，生死攸关，一向慎独持重、顾全大局的叶飞终于决定打破坚忍。
　　在刚接任福安中心县委书记，就被排挤到宁德巡视工作时，他坚忍了；
　　在结束宁德的巡视，回到福安不久就在狮子头客栈遇刺，他坚忍了；
　　在激情燃烧的岁月，与曾志友好受到党内批评时，他坚忍了；
　　在闽东革命面临生死存亡之际，他觉得已经到必须站出来掌控这个与日俱增的严峻局势的时候了。
　　穷凶极恶的国民党军是不会停止进攻的脚步，敌人的包围圈会越来越小。如果再像此前在长冠、昌蒲洋那样无休止地争论下去，再不拿定主意扭转被动局面那就为时晚矣。
　　这是出于一种对闽东党和红军命运担忧的不可抑止的责任感，出于一种面对历史的果敢和勇气。
　　这就是一种历史的自觉性、主动性！
　　由于闽东党组织从未经历过国民党正规军的大规模“围剿”，更没有中央苏区5次反“围剿”的经验，党与红军的决策人都只是20多岁的年轻人，因此，在洋面会议上不同意见争执激烈。
　　以代理书记詹如柏为代表的闽东本地的领导干部，继续坚持“保卫苏区决一死战，与苏区共存亡”的意见。他们主张与敌人拼到底，无论如何要保卫苏区，否则就对不起惨遭涂炭的苏区人民，对不起牺牲的战友。
　　闽东红军独立师负责人冯品泰、赖金彪等人，则反对与敌人纠缠，更反对与敌人硬拼，建议跳出包围圈，保存实力。
　　特委会议开了一夜，还未取得一致意见……
　　东方已渐渐发白，敌情已不允许领导者们再争执下去。
　　此时，叶飞经过深思熟虑提出了自己的观点。他指出：“苏区当然要保卫，但跟苏区共存亡、决一死战是不对的，这样保卫不了苏区。我们应该主动把苏区变成游击区，用游击战争对付敌人，才能不被敌人消灭。”
　　叶飞用“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的浅显道理，进而阐述了“只有保存了有生力量，保存了独立师，才能坚持斗争；如果独立师被消灭了，闽东苏区就会垮台”的观点，启发说服与会同志……
　　为了解决地方同志与苏区群众对苏区的情感、情结与情绪问题，叶飞继而提出了独立师不能悄然离开，要打一仗再走的方案。
　　熟悉叶飞的人都知道，他历来话语不多，直到晚年依然如此。但一旦开口，必是经过认真思考，因此思维缜密，旗帜鲜明，语气不重，分量不轻。在洋面会议上，叶飞善于思考、敢于直言的优点得到了充分的表现。
　　地方同志和部队同志在冷静权衡利弊后，最终同意了叶飞的意见。
　　可以想见，当初叶飞说服性格随和的马立峰主席倒不难，但是要想说服固执而强势的代理书记詹如柏，那可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
　　但是，叶飞做到了！
　　虽然，詹如柏和马立峰最终还是留在中心苏区坚守，但至少他们同意叶飞带领闽东主力红军撤离，跳出包围圈，从而保留了这支来之不易的红军队伍。
　　会议当即做出决定：“独立师给进攻的敌人一个打击之后，即迅速转移到苏区外围，开展游击战争，开辟新的游击区以支持和配合苏区斗争。苏区被敌人占领后，党政机关和地方武装在原地坚持，上山打游击，把苏区变为游击区。”
　　其实，参加“洋面会议”的闽东革命领导人都意识到了敌情的严重性，但除了考虑尽快摆脱已迫在眉睫的危险与困境之外，又有几个人会想到这个会议决定对闽东党和红军的历史和未来，将产生如何深远的影响？
　　当时，容不得也不需要去想那么多那么远。
　　今天，历史给了我们这样的回答和评价：“洋面会议”是闽东党组织在与上级失联孤立无援的情况下，从本地具体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地解决闽东革命中的具体问题的典范，说明闽东特委的指导思想基本上是符合毛泽东游击战争思想的，说明闽东党组织已逐步成熟。
　　洋面会议是闽东党和红军的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
　　因为它决定了一支红军的命运，决定了一个地区党组织的命运，甚至进而决定了党在南方创建的最后一块革命根据地的命运。故而怎么评价它都不为过。因此，很多党史论著都把“洋面会议”誉为闽东革命史上的一个里程碑。
　　正是通过洋面会议，奠定了三年游击战争时期叶飞在闽东党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

    在闽东苏区沦陷之后

　　1935年3月，国民党当局认为闽东革命烈火已扑灭殆尽，“围剿”任务已大功告成，将参与“清剿”的主力部队陆续撤出闽东。
　　这对于闽东红军来说，的确是一个不可多得的喘息和重生的机会。乘此紧张局势稍有缓和、国民党部队调防之机，在各个边缘地带独立坚持斗争的革命力量，又开始恢复和聚集，并互相联系寻求汇合。但由于地下交通线遭到严重破坏，使得他们彼此之间不了解各自的情况，也使得互相联系寻求汇合变得非常困难和漫长……
　　这也是一个历史呼唤领袖人物的关键时期。由于詹如柏、马立峰等领导人的牺牲，恰恰给了年仅21岁的叶飞这样的历史机遇。
　　叶飞义无反顾地担当起了“穿针引线”的重任。
　　说实在的，此时也唯有叶飞能够砥柱中流担此重任！
　　为了践行这一神圣使命，在周墩溪边、坑底一带坚持斗争的叶飞，把独立师二团余部100多人，分成若干小分队，分散游击活动。多出的干部加上挑选了一批最精干的战斗员，集中编成一支师直保卫队；同时集中的还有全团最好的“家当”——所有的驳壳枪和德国造马枪，由陈挺担任队长，跟随叶飞活动。
　　4月，叶飞率部向宁德方向移动，与在宁德梅溪一带坚持的冯品泰率领的红三团余部，在宁德虎贝山区汇合，然后向周墩梧柏洋坑底转移。
　　此时，部队虽然摆脱了敌人的围追堵截，得到暂时的喘息，但面临的处境十分困难。部队没有财源，连基本的温饱问题都得不到解决，伤病员缺少药品得不到治疗，队伍斗志受到影响。指战员对前景感到迷惘……
　　陈挺后来是这样回忆的：“当时革命遭受了严重挫折，几位熟悉的、有魄力的领导人又相继牺牲了，往后革命怎么搞，大家心里都没有底，精神也很苦闷，眼睛全看着叶飞。”
　　而此时的叶飞表现出了与他这个年龄似乎不大相称的坚强领导能力，和不容置疑的自信和坚毅。他常说：“别看敌人现在很强大，赶得我们满山跑，这是暂时的，他们迟早要把根据地还给我们；我们还有人，还有枪，这就是革命的火种。只要我们坚持下来，胜利一定是我们的！”
　　“在这艰难困苦的日子里，叶飞同志起了主心骨的作用。”陈挺说。
　　正在安德交界的外宅、湄洋一带坚持斗争的闽东临时特委委员阮英平率领安德县委、县苏以及县独立营的八九十人，几经周折终于在5月6日抵达周墩梧柏洋的坑底村，与叶飞部会合。
　　两人感觉到自己承负着收拾金瓯、重建苏区的沉甸甸的历史使命。
　　他们分析了当前的敌情局势，研究了党与红军的任务，并决定农历五月初一召开一个紧急扩大会，恢复闽东特委领导机构等问题统一了认识。
　　当获知叶秀蕃和范式人在险恶的处境下仍然坚持斗争，叶飞非常高兴。当即把身边的一支在反“围剿”战斗中幸存下来的独立师红2团余部一百四五十人枪的队伍，叫交通员带到寿宁岗垄去，交由范式人指挥。
　　此举充分体现了叶飞对这位战友的无比信任和重托！
　　5月8日左右，叶飞、冯品泰率陈挺的师直保卫队，随同前来迎接的范义生的队伍前往寿宁岗垄地区，与叶秀蕃和范式人会合。
　　范式人向叶飞汇报了许旺领导的霞鼎县委的工作情况。叶飞听后十分振奋，随即继续前往霞鼎地区，寻找许旺的队伍。
　　5月中旬，叶飞带领师直保卫队30多人从寿宁出发，绕过敌人严密的封锁线，进入霞鼎地区。在柘洋上后垄，叶飞与许旺所带领的红4团会合。
　　在率领红4团取得福鼎仙蒲枫岔头伏击战胜利后，叶飞得知前霞鼎县委书记郑宗玉正在福鼎龟洋一带独立坚持斗争，随即率领红4团马不停蹄挺进鼎平地区，与郑宗玉、谢作霖等人会合……
　　在闽东革命最困难的非常时期，叶飞起到了主心骨的作用。他率部转战于宁屏古、福寿、霞鼎、鼎平地区，先后与阮英平、范式人、许旺、郑宗玉等部会合，并接连打了几个漂亮的战斗。
　　需要特别强调的是，在这一特殊而关键的时期，通过叶飞的“穿针引线”，将在各地独立坚持斗争的革命武装力量串连整合起来，并使各地领导人统一了思想认识。这就为后来“含溪会议”和“楮坪会议”的召开，作了必要的准备；为闽东特委的重建，闽东红军游击武装力量的重聚，奠定了思想和组织的基础。
　　年仅21岁的叶飞，正是通过在闽东革命的危难时期所表现出来的坚定、卓识、胆略、远见，而成为闽东革命的灵魂人物。

    在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之际

　　自1934年4月福州中心市委遭到敌特的严重破坏之后，闽东党组织从此与上级党组织失去联系长达3年半之久。
　　与上级失联后，革命的道路和前进的方向，只好全靠自己去摸索；行动的方针和策略，只能由自己来调整。这对于一个地方党组织来说，无疑是一种艰难而严峻的考验，是一块检验其是否成熟的试金石。
　　如果说三年游击战争初期“打土豪、分田地”等政策转变相对还比较容易的话，那么“西安事变”后，从“反蒋抗日”到“逼蒋抗日”再到“联蒋抗日”分针的转变，这对于闽东党组织来说可是前所未有的考验。
　　1937年1月初，闽东特委从闽赣省委黄道那里得到一份中央文件。在领会文件精神后，闽东特委很快就发布了《为抗日救国告群众书》。将总的策略从“逼蒋抗日”改为“联蒋抗日”，提出“停止内战，枪口对外，一致抗日”的方针。并基本停止了“打土豪、分田地”等政策。
　　为适应新的斗争形势需要，闽东特委将闽东苏维埃政府改为“闽东人民苏维埃政府”。2月10日，闽东特委又发布《通令》，“决定将闽东军事机关与政权机关合并，成立闽东军政委员会。”抗战爆发后，又更名为“闽东抗日军政委员会”。
　　可是到了是年3月，闽东特委与闽赣省委也失去了联系。
　　闽东特委再次陷入迷惘和痛苦之中。
　　在那个资讯匮乏的年代，阅读报纸无疑是获取信息的主要渠道。为此，闽东特委领导人四处搜寻报纸，急于了解真实情况。
　　在所有闽东特委领导人中，叶飞是最善于学习和思考的。他曾经说过：“不会打仗就学，向自己的同志学，向敌人学，主要是向敌人学习。”这里面就包括阅读研究敌人的报纸，从中获取有价值的信息。
　　在这关键时期，福安城区临时区委郭文焕等人利用各种关系，弄到了许多有关报刊杂志，并陆续将党在巴黎出版的《救国时报》上刊载的《中共中央共赴国难宣言》、《中国共产党致中国国民党书》等重要文章，通过地下交通线，几经辗转呈送特委。
　　闽东党组织还通过与香港中共南方工委有联系的福州进步青年组织、浙江平阳黄先豪等多个渠道，收集到“南委”在香港出版的刊物，看到了党中央早在1935年8月1日就发表的《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即《八一宣言》）、《中共中央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即《12月决议》）等。尔后大量翻印散发，广为宣传。
　　通过阅读和研究这些来之不易的报刊，闽东特委初步弄清了抗战的形势，基本明确了党中央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政策。
　　范式人对叶飞十分佩服。他在1959年的一次谈话中由衷地说：“叶飞同志的确在政治修养敏感方面比我们高一着，他善于从敌人报纸上，从各方面情报中，判断形势与敌人的企图，而后正确地决定出对策。”
　　是年6月，闽东军政委员会发出布告，号召一切不愿做亡国奴的知识分子和爱国人士，积极参加抗日民族解放运动。宣布党中央所制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政策。
　　闽东党组织还通过各种形式和闽东国民党政府进行一定的接触，并向他们提出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建议。但闽东国民党军政当局置迫在眉睫的民族危机于不顾，处心积虑，企图消灭闽东红军游击队。
　　为了及时掌握中共中央的最新方针政策，了解前方抗战局势进展情况，闽东红军决定攻打宁德八都。与以往打仗旨在消灭敌人夺取装备不同的是，这一次主要是冲着敌人的报纸去的。
　　8月19日，叶飞率闽东独立师第二纵队一举占领宁德八都镇。
　　红军指战员忙着收缴枪支弹药和补充军需物品；特委机关干部忙着从邮局、镇公所、学校等多处收缴了上海、南京、福州等地出版的《申报》、《大公报》、《福建民报》等各种报刊。
　　叶飞如愿以偿，如获至宝。
　　在这些报纸上，他看到了整版刊发的《中国共产党为日军进攻卢沟桥通电》及抗战战讯；并得知蒋介石政府于8月宣布，在西北的主力红军改称为国民革命第八路军，国民党中央社正式公布了国共合作的宣言。
　　闽东红军游击队补充了物资补给，弹药更加充足，士气更加高涨；
　　闽东特委领导人补充了“精神食粮”，头脑更加清醒，思路更加清晰……
　　从这些资讯中，闽东特委看出党中央对时局的态度和决策意图，对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大政方针有了进一步的了解和领会。
　　闽东特委在八都召开会议，决定正式提出“停止内战，枪口对外，一致抗日，我们愿意改编和拥护蒋委员长抗战”等主张，并向国民党省政府、闽东各县政府发出了油印信，表达合作抗日的诚意。他们大量翻印和散发中共中央的重要文件，为闽东国共合作局面的形成做舆论准备。
　　此后，在闽东特委的领导下，各地党组织指派党员和进步青年，打入抗敌后援会，掌握了领导权或主动权，掀起了抗日救亡运动高潮。
　　在叶飞的领导和直接参与下，闽东特委经过五个回合的较量，与国民党福建当局成功达成合作抗日共赴国难的协定，并在《福建民报》上公开发表。这是我省数块根据地与国民党当局谈判唯一见报的一份宣言。
　　闽东特委坚决贯彻党中央“独立自主靠山扎”的指示，对国民党当局保持高度的警觉，粉碎了他们企图通过谈判改编闽东红军为保安部队的阴谋；同时避免了其他根据地曾经发生红军游击队被缴械的悲剧。最终成功地将闽东红军游击队改编为新四军，并率领部队胜利抵达皖南抗日前线。
　　总的来看，叶飞在闽东的5年，是他此生重要的5年，精彩的5年。他在闽东经受了无数的磨练和考验，也成就了后来的伟业和辉煌。特别是他在闽东革命的几个关键节点上，表现出了顾全大局的优良品格、坚韧不拔的革命意志、敢于担当的历史自觉性、善于学习勤于思考的工作作风。这些许多优良品格素质的养成和提高，为他后来成为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军事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闽东人民永远铭记创建、恢复和发展闽东革命根据地立下了不朽功勋的“小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