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4年秋，朱復良在位于溪柄的社会福利机构康乐新村负责总务工作，是“村”中唯一的本地人，谢真是其顶头上司。其后一年间，日本宣布投降，八年抗战胜利，谢真受上级指派赴台协助接收事宜。谢真赴台后担任台东县长，发电报邀请朱復良前去。

1946年4月初，朱復良在福州登船赴台。在台北短暂停留后，朱復良转往边陲小城台东县，在县政府任职，协助遣散日俘业务。日俘送完后，调为秘书室的文书股长。1947年2月28日台湾爆发“二·二八”事件，1947年4月朱復良离开台东，重回台北。到台北后，朱復良在会计处（后改制为主计处）任人事专员，后因小人诋毁陷害，职务被解除，一度失业尝尽苦涩。其后前往高雄县立冈山农校任小职员，1951年4月4日，朱復良完成了终身大事，与陈千叶结为连理。虽生活清苦，但经过三年的苦拼，考取教师。其后朱復良前往斗南中学任国文老师，此时已得两子，为累计一点储蓄，客串特约记者，妻子也寻得会计工作，家庭收入由此增加。

在斗南执教八年后，朱復良因友人提携，告别粉笔生涯，从小镇的特约记者跳上采访省闻的阵营。其后长期供职于台湾中央日报，是台中特派员，属体制内的专职人员，与台湾省政要常有来往。1977年秋台湾两度遭受台风灾害，朱復良以省政建设新闻奖奖金三万元捐助灾情，获台湾省政府颁奖表扬。1983年秋，自中央日报退休，社长姚朋（笔名彭歌，文学界翘楚）亲书嘉奖。

1989年四月初，清明节前夕，朱復良首次回到阔别四十四年的故乡，主要任务是祭墓，也看看至亲好友。朱復良父母墓地位于崇福寺附近，两个伯父古宅在步兜山，朱復良老房子在松潭，房子现在的主人是朱復良五弟朱云端。祭墓当天，朱復良在老房子筵开七席，款待亲友。返乡十几天的接触和见闻，朱復良谈到两种显著的现象：一是许多人，都想盖栋大房子，与子孙团聚一堂，从不想给年轻人展翼高飞的机会，甚至远行也不放心；二是教育层面似乎看不出激烈竞争的趋势，各级学校的馆舍和设备，大多只能勉强应付现实的需求，看不到欣欣向荣的蓬勃朝气，好像与当前的教育时流，有了一段相当程度的落差。

面对此情此景，朱復良乃慨然捐出老本，设置奖学金。一是希望激动精英，都能昂首长鸣，去看看外面的世界；二是也想引发“抛砖引玉”的作用，希望囊丰箧满的乡亲发出共鸣或回响，纷纷慨解义囊，汇成沛然而莫能御的力量。

1989年，朱復良先生回到家乡福安时，深感建国建乡、首在人才，于1991年在家乡设立“朱復良奖学金”，决定以10万美元为基金，存入银行生息。再将利息所得，专供奖金用途。希望这笔奖学金能激励青年学子“奋发学习，立志成才，服务社会，造福桑梓”。

第一次的颁奖仪式，定于1991年的8月份举行。得奖学生57人，再加上必要的开支，至少也得六千美元。可是所能领到的利息，约为半数左右，差了一大截。

真是事非经过不知难。原来朱復良于1990年7月，由台湾的华南银行汇出十万美元。到翌年8月当可享受全年期的利率，足以支应奖金之用。

万想不到，这笔款项经过香港渣打银行的转汇过程中，不知什么因素，足足延搁了三个多月。10月中入账，翌年的8月领息，不能享受一年期的利率，利息数目，大打折扣，与预期的目标相差甚远。为了不在福安乡亲面前丢脸，只好自认倒霉，自掏腰包，凑足数额。

这种利息不足支付奖金的现象，连续三年。由于利息收入增加，受惠的学生人数随之水涨船高，由第五年的98名，增到第六年的105名，第七年竟创119名的最高记录。也让不少的学生和家长，同沾喜悦，笑逐颜开。还有人把此百元美钞，装在精美的盒子里，视同云靡动章，好给孙儿女们有个追求奋斗的榜样。

至2024年，该奖学金已颁奖三十四届。这一奖学金的设立，对于提升福安地区的教育水平、培养优秀人才具有重要意义。朱復良先生的爱国爱乡、关心教育的善举深得福安市民的好评和敬佩。他用自己的实际行动诠释了什么是真正的“饮水思源”，为后人树立了良好的榜样。

“那是一股无论身在何方，都得心系故乡的情操。福安是我们的出生地，是大家的精神堡垒，只有同心维护，合力营造，才能光芒四射，日异月新，也算达成时代交付的使命。我因长年漂泊在外，既未能沾润乡情的温暖，又未能略尽棉薄的报效，午夜梦回，歉愧交集。只希望还能听到富春溪的流水，奏著‘生我者父母，爱我者福安’的歌声，那是多么满足的感受，也是多么有意义的人生，复何憾哉！”这是朱復良在奖学金颁发15周年时发表的感悟。

今年9月正是《关于支持福建探索海峡两岸融合发展新路 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的意见》实施一周年之际，102岁高龄的朱復良老先生依旧乡情难泯，时刻关注两岸发展动态，心系福安莘莘学子，止不住的乡愁、切不断的故人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