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访组：徐登峰同志，您好！习近平同志任福建省委副书记时，分管农业农村工作，您当时任省委农办主任。你们工作上接触很多，请您讲一讲工作开展情况。

徐登峰：我和习近平同志第一次接触是在1996年。当时，他是福建省委副书记，分管“三农”工作，兼任省委农村工作领导小组组长，我是省委农办副主任，所以我们接触较多。他当时40来岁，年富力强，待人亲切，平易近人。这与他长期在农村和基层工作有很大的关系。

习近平同志经常强调一个观点，就是“为官一任、造福一方”。他这么说，也这么做，同时要求各级干部都这么做。我们曾听到宁德的同志说：“习近平新官上任，从来不搞‘三把火’。”在他领导下工作，我们发现他确实如此，非常反对搞形式主义和花架子。他工作的立足点和评判标准就是群众满意不满意。

习近平同志当省委副书记的时候，主抓全省农村扶贫工作。他经常下乡，听取群众呼声，工作安排也处处想到群众。在此期间，他提出了“小康不小康，关键看老乡”的理念。这话让老百姓听起来，非常有亲切感。

他很重视工作班子的团结，从来不搞拉帮结派、团团伙伙，处理问题都是站在全局高度来评判。那个时候，他就已经具备了全局观念、战略眼光、世界眼光。我们在他领导下工作，也是真心换真心——他怎么交代，我们就根据中央精神和他的指示怎么干，没有什么私心杂念，一门心思考虑怎么样才能把工作做好。

采访组：习近平同志特别重视扶贫工作。请您讲讲他在这方面做了哪些具体工作。

徐登峰：习近平同志在扶贫方面做了很多扎实有效的工作。我举两个典型例子。

第一个例子，是关于福建的一个特殊群体，历史上叫作“疍民”。在过去封建社会，这个称呼多少带有歧视的意思。新中国成立后，我们称这个群体为“连家船渔民”。“一家人生活在一艘小船上，上无片瓦，下无寸土，以船为家，终日漂泊”——这就是连家船渔民生活的真实写照。

这些渔民长期漂泊在江河海上，卫生条件极差，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也很弱，生活得不到保障。如何让他们上岸定居，如何让他们融入现代城镇生活，成为习近平同志特别关心的事情。他在主持福州工作期间，就为推动连家船渔民上岸做了很多工作；他到省里工作以后，对这项工作仍然常抓不懈，不断关注进度和成效。

习近平同志在福州召开的全省“造福工程”暨“连家船渔民”上岸定居现场会上，就强调要彻底解决连家船渔民上岸定居问题，并把它列为全省“造福工程”的重中之重，提出要进行连家船渔民社会主义改造。他指出，我们不要把连家船渔民上岸作为一般的事情来做，人上岸容易，政府可以花钱帮助盖房子，把人拉上来。最关键的是要解决他们上岸后的生计问题，从前他们在船上靠运输、捕鱼为生，上岸以后要给他们安排好维持生计的工作，让他们能够“住下来、稳下来、富起来”才行。

连家船渔民有五六千户，上岸定居的工作很复杂，可以说是一个系统工程。在习近平同志持续推动下，连家船渔民从1998年起开始大规模搬迁上岸，经过几年扎实有效的工作推进，到2002年时已总体完成。曾经“以船为家、终日漂泊”的连家船渔民成功上岸定居，过上了“电器洋房、幸福安康”的生活，这是一个十分了不起的成就。可以说，这些老百姓能够过上幸福生活，习近平同志功不可没。

第二个例子，是关于畲族群众的茅草房改造工程。全国畲族人口约70多万，90%以上居住在福建和浙江的贫困山区，主要有雷、钟、蓝三大姓。由于上世纪90年代交通不够发达，建材运输成本和建筑人力成本都相对较高，所以很多山区的畲族群众没钱盖房。福建的情况又与北方不同，在北方农村，可以弄土坯来建较大较结实的房子，但闽东地区的土质达不到要求，土坯比起北方的质量差远了，畲族群众只能用茅草和少量的土坯来盖很简陋的房子。他们盖房时，都是用土坯围出一个房框，再用茅草盖在上面，最后用泥巴糊起来，将就着住。这样的房子，即使雨水少的情况下也只能住两三年，而福建台风多、雨水多，这种房子一两年都坚持不下来。畲族老百姓年年都要面临房倒屋塌的困境，承受人员受伤的危险。

当习近平同志主抓的“造福工程”推进到这些非常偏远的山区时，一些实际问题就凸显了出来。因为老百姓世世代代生活在山区里，交通闭塞，与外界隔绝，山里面仍然很原始，所以这就涉及“造福工程”的投入与收效的问题。如果把路修上去，把电力供应上，至少要花费几百万元，这在当时是非常巨大的一笔开支；路通了，还要对茅草房加以改造，又是一笔很大的开支。即便这样做了，他们还是身处偏远的大山深处，生产生活几乎还是保持原样，很难说会有什么大的改变。

习近平同志考虑，与其付出这么高的代价，倒不如直接在离城镇近的地方给这些老百姓盖上房子，请他们搬下山居住，再发展一些企业，给他们提供更好的生活和工作条件，这样既把钱用在了“刀刃”上，也让他们和城市连接起来。习近平同志的这个思路，后来就形成了畲族群众“造福工程”的基本规划。

对于茅草房改造搬迁，习近平同志要求在1997年内限期完成，省里还下发了600万元专项资金。相关地方领导还立下了“军令状”。到1998年来临之际，闽东的2000多茅草房户全部甩掉了象征贫穷的“草帽子”。

采访组：“山海协作”“对口帮扶”是习近平同志在福建工作时提出的一个重要战略举措，请您具体讲讲这一战略举措形成和推进的过程。

徐登峰：福建的地理地貌特点是山多、海阔，全省陆域面积12.14万平方公里，平地很少，素有“八山一水一分田”之称；海域面积13.63万平方公里。鉴于这样的自然地理特点，省委对山区建设非常重视，从项南同志开始，就从福建实际出发，提出了大念“山海经”的战略；陈光毅同志提出“南北拓展，中部开放，山海协作，共同发展”的理念；到了贾庆林同志，提出了“沿海山区一盘棋”战略。习近平同志对这三任省委书记提出的战略规划都有继承、发展和提炼，提出要“对口帮扶，山海协作，协同发展”。

1993年，省委省政府已经注意到加快山区开发开放的重要性，提出来要对口帮扶。1996年，习近平同志任省委副书记时专抓这项工作。这期间，特别是1998年，省委召开了六届九次全会，会上颁布了两个决定，一个是《关于进一步加快山区发展的决定》，另一个是《关于进一步加快发展海洋经济的决定》。这两个文件从前期调研、起草到成稿，都是在习近平同志亲自指导下，由文件起草组的同志们共同完成的。当时在省委六届九次全会上，就是由习近平同志亲自做大会发言，报告了这两份文件的形成过程，以及对有关问题的说明。所以，习近平同志对福建的对口帮扶和山海协作，有着丰富的实践经验。

2001年2月5日，为进一步落实福建省委《关于进一步加快山区发展的决定》和省政府的《实施意见》，为实现山海联动、融合发展，缩小山海发展差距，促进区域经济协调稳定发展，省委颁布《关于进一步加快山区发展推进山海协作的若干意见》，提出40条政策举措，包括推进山海协作共建产业园区、建立山海产业转移项目的利益共享机制、完善山海对口帮扶制度等。对口帮扶和山海协作是一个整体，就是把福建沿海地区经济发展比较快的福州、厦门、漳州、泉州、莆田与地处山区经济发展比较慢的南平、三明、龙岩和宁德等地区结成对子，发展快的对口帮扶发展慢的。

当时，针对习近平同志倡导山海协作、联动发展，省委决定建立23个扶贫开发重点县和23个沿海市（县、区）的对口帮扶关系，力争每个扶贫开发重点县均在本县和对口帮扶县（市、区）建成1个以上共建产业园区。而且，通过项目招商、技术帮扶、产业链延伸、资金落实等，进行全面合作。当时还确定了每个县每年对口帮扶的资金不能少于1200万元，并且在如何加强引导、如何制定优惠政策、如何帮扶方面都进行了详细说明。在帮扶方面，省委又在确定1999年原定的国家17个贫困县基础上，增加到了19个，确定安排了19个省级领导、58个部门来进行对口帮扶、挂钩。

有个专门统计，从1998年到2000年，福建省山海协作新增项目1400个，总投资100多亿元，新增产值达到1300多亿元，利润达到20亿元，安排劳动力10万人以上。

采访组：闽宁协作与山海协作几乎是同期开始推动的。习近平同志在福建的对口帮扶与扶贫经验，是否也应用于帮扶宁夏的工作实践当中？

徐登峰：是的。1996年，福建与宁夏回族自治区进行对口帮扶，省委就把这项工作交给了时任省委副书记的习近平同志。所以在他的工作当中，对口帮扶这一概念不仅限于福建省内。他高度重视帮扶宁夏的工作，亲自担任领导小组组长，把中央赋予的这项工作当作政治任务来抓。他一共出席了5次闽宁对口帮扶的联席会议，而且还亲自带队到宁夏考察。

1997年，习近平同志在闽宁对口扶贫协作第二次联席会议上，提出了“优势互补、互利互惠、长期协作、共同发展”的指导原则。他多次强调，闽宁对口协作是一项政治任务，要坚决完成，联席会议提出的要求和有关事项一定要落实，所做的承诺一定要兑现。

闽宁帮扶的很多具体做法，是习近平同志开创的。闽宁对口帮扶期间，福建共派了17批、大概1000多人次去宁夏，为宁夏培训很多教师。宁夏每年有4万多工人到福建务工。福建财政累计给宁夏补助5亿多元，并且还十分注重宁夏企业发展。福建的优秀企业，在宁夏的就有5000多家，每年所上缴的税收10亿多元，安置了当地劳动力10万人左右。

那个时候，每年福建都会和宁夏召开一个协作会议，并且福建还派了专门的干部去宁夏固原挂职。宁夏有什么要求，具体有什么困难，挂职干部就回来汇报，我们根据他们的要求，然后提出相对应的政策措施，尽我们所能帮扶宁夏。

习近平同志在福建积累的扶贫工作思路，自然也应用到了对口帮扶宁夏的工作当中。1997年，习近平同志参加闽宁对口扶贫协作第二次联席会议后，去“贫甲天下”的西海固考察，提出将西海固移民搬迁到银川，先搞一个试点，打造具有样板意义的闽宁协作示范村，让移民迁得出、稳得住、致得富。现在，昔日8000多人的贫困移民村已发展成为人口6万多的小镇，这个小镇的名字就叫“闽宁镇”。闽宁镇也因而成为我国贫困地区通过对口扶贫协作走向全面小康的成功典范，成为对口扶贫协作“闽宁模式”的一个样板。

从宁德的造福工程，到闽宁协作示范村，习近平同志抓扶贫工作一直扎扎实实、卓有成效。他非常强调产业扶贫的重要性。道理很简单，如果没有产业支撑，老百姓就没有事情做，也就没有工资，生活无法稳定，也富不起来。

习近平同志现在的很多执政理念，在福建时期就已经在实践了。随着工作的变动、职务的提升，他把这些经验又带到不同的地方，并与当地的具体情况相结合，产生了良好效果。所以，他在福建工作期间积累的很多工作经验，对以后的工作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扶贫工作与山海协作、对口帮扶都是其中的重要内容。

采访组：请您讲讲习近平同志是如何推动长汀水土保持工作的。

徐登峰：新中国成立后，福建历届省委省政府都高度重视长汀水土保持工作。据记载，长汀水土流失的历史至少已有200年。长汀生态环境最恶劣的时候，四周山岭尽为赤红色，夏天地表温度高达76℃，可以烤熟鸡蛋，灼枯植物，因此得名为“火焰山”。1983年4月，时任福建省委书记项南同志考察长汀，对河田等地严重的水土流失状况感触极深，认为它直接威胁人民生活和经济社会发展，非治理不可，初次商议并提出了治理计划和措施，还写下了《水土保持三字经》。

习近平同志任省委副书记时，分管全省农村工作，高度重视长汀的水土保持工作，把长汀的水土保持工作和建设生态农业工作提到重要日程上来。他前前后后做了多次批示，并多次到长汀调研、指导工作。

第一次是1998年元旦期间。习近平同志到长汀考察，并为长汀水土流失治理作出专门批示，题词“治理水土流失，建设生态农业”。

第二次是1999年11月27日，这也是长汀水土流失治理划时代的日子。这时，习近平同志已任代省长，主持省政府全面工作。他在龙岩考察棉花滩水电站、梅坎铁路、漳龙高速公路等重点项目工程。当时，我作为省委农办主任兼省水土保持委员会主任，全程陪同他调研。考察结束后，他带着我们到长汀调研水土流失治理工程。

到长汀之后，习近平同志直接跟群众见面，倾听和征求群众意见。长汀县委的同志向他介绍了10多年来水土流失治理工作取得的成绩，并表示长汀是欠发达县，仅靠自身力量难以完成这项艰巨任务，希望省里给予支持。习近平同志听完汇报，语重心长地说：“长汀水土流失治理工作在项南老书记的关怀下，取得了很大成绩。但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要锲而不舍、统筹规划，用8到10年时间，争取国家、省、市支持，完成国土整治，造福百姓。”最后，习近平同志根据各部门和群众的意见，提出了工作要求。从此以后，长汀水土保持工作纳入到了常态化的轨道。

第三次是2000年1月8日，时任长汀县委书记饶作勋带着《长汀县百万亩水土流失治理报告》到省里向习近平同志汇报。接到报告后，习近平同志当即批示：“同意将长汀县百万亩水土流失综合治理列入省政府为民办实事项目和上报长汀县为国家水土保持重点县。为加大对老区建设的扶持力度，可以考虑今明两年由省财政拨出专项经费用于治理长汀县水土流失。”

当年2月，在习近平同志倡导下，“开展对长汀严重水土流失区为重点的水土流失综合治理”被列为省委、省政府为老百姓办实事的项目，资金随着项目走，确定每年由省直有关部门扶持1000万元资金。长汀大规模治山治水的大幕拉开了。此后连续10年，长汀水土流失治理都被列入省为民办实事项目。

第四次是2001年10月13日，时任省长的习近平同志再次到长汀实地考察指导。在听取长汀两年来水土治理工作的汇报后，他说：“水土保持是生态省建设的一项重要内容，对水土流失特别严重的地方要重点治理，以点带面。长汀水土治理要锲而不舍地抓下去，认真总结经验，对全省水土保持工作起到典型示范作用。”几天之后，也就是10月19日，习近平同志对长汀水土保持工作再作批示：“再干八年，解决长汀水土流失问题”。

到中央工作以后，习近平同志对长汀水土流失治理工作还作过两次批示。

第一次是在 2011年12月10日，《人民日报》记者对长汀水土流失治理情况进行了报道，题目为《从荒山连片到花果飘香，福建长汀——十年治荒 山河披绿》，时任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家副主席的习近平同志对这篇报道作了重要批示，要求中央政策研究室牵头组成调研组深入长汀实地调研，提出继续支持推进的意见。

第二次是在2012年1月8日，习近平同志在中央政策研究室牵头的联合调研组报送《关于支持福建长汀推进水土流失治理工作的意见和建议》上作出重要批示，指出：“同意中央七部委关于支持福建长汀推进水土流失治理工作的意见和建议。长汀县是我国南方红土地水土流失最严重的县区之一，经过十余年的艰辛努力，水土流失治理和生态保护建设取得显著成效，但是也仍然面临艰巨任务，长汀县水土流失治理正处于一个十分重要的关节点上，进则全胜，不进则退，应进一步加大支持力度。要总结长汀经验，推动全国水土流失治理工作。”  

对于长汀这片曾经洒满革命先烈鲜血的红土地，习近平同志一直牵挂在心。他为推动长汀水土流失治理倾注的心血，长汀人民始终感念于心。

采访组：您在习近平同志直接领导下工作了六七年，工作中有没有一些印象深刻的事情？

徐登峰：印象深刻的事情非常多，我就讲几件吧。

在习近平同志的心中，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比天还大，他对待工作特别是突发事件从不闪避，迎难而上，敢于担当，善于担当。有一次，我跟随他去浦城县农村进行调研时，突然接到省委通知：台风可能要登陆福建。在浦城，我们下午开会，一直开到吃晚饭的时间，没有做任何休息，立即从浦城赶往福州。那个时候还没有高速公路，我们连夜紧赶慢赶，直到凌晨才回到福州。习近平同志没有回自己的宿舍，直接就到防汛指挥部，与工作人员共同研究、部署工作到天亮。

习近平同志在福建工作，前后有17年多的时间。他有一个很大的优点，就是非常善于听取大家意见。我们跟他出差，一路上有什么看法和情况都可以和他谈。到了地方，县委书记向他汇报工作，也是什么都可以讲，什么都可以问。他每一次主持会议，中间都不看时间的，也不会轻易打断别人发言。大家的发言他都会听，各种话都听，因此经常误过吃饭时间，但他总是说：“晚一会儿吃饭有什么关系，基层难得给我们反映点儿真实情况。”

有一次到基层调研，到了下午6点了，还有一个考察点没有去。大家就问：“习书记，您看这个考察点是不是取消掉？”他说：“不能取消，村里面为了准备我们来，不知道倾注了多少精力，组织了多少人来迎接我们。哪怕去那边看一看，走一走，给他们鼓励几句也好，不然就会留下遗憾。如果不去，下次再见面的时候，那里的百姓就会说，‘习书记啊，您上次说要来，我们都准备得好好的，等了几天，结果您没有来，取消了。’这样就失信于群众了。”

他讲的是真心话，因为他在基层干过，对于这一点，他是深有体会的。那天，在他的坚持下，我们一行人赶到目的地已经7点多了，但是干部群众都为他的到来感到很高兴。

采访组：习近平同志离开福建之后，您和他还有联系吗？

徐登峰：2002年10月，我在中央党校学习。有一天，我听到习近平同志要调到浙江工作的消息，晚上就给他打电话，但他去开会还没有回来。过了10分钟左右，他就把电话打到我的房间来了。在电话中，我跟他说：“书记，我在中央党校学习，没办法去送您。”

他说：“没事，你好好在中央党校学习，多研究些农村深化改革和小康建设的问题。”

我说：“好的，谢谢您的勉励！我虽然已经58岁了，但是能有机会到中央党校学习，多研究和思考一些农村改革的事，还是很有好处，对自己的理论基础的提高，对素质的培养都有好处。”

2003年，中央农办在浙江召开了一个会议，我也参加了。吃饭的时候，他专门交代中央农办的一位同志：“你把那位福建的主任安排在主桌。”指的就是我。

后来我了解到，习近平同志在浙江任职期间，抓各项工作还是延续他一贯的风格，每件事都抓得很具体。他的思路有很强的连续性，他看准的事、认可的事，审议通过后就会实施，并且在实施的过程中持续跟进。浙江的小康建设、生态建设都搞得很好。后来他到了上海，把他在福建、浙江发展成熟的工作理念也带了过去。

2007年，习近平同志当时已经调到上海工作。有一天晚上10点钟左右，他打电话给我，详细询问了我的身体情况和福建的发展情况。接到电话，我感到很高兴，也很感慨。这之前，我曾向习近平同志的秘书询问过他的联系方式，没想到他亲自给我打电话。这么多年了，他还惦记着我这个老部下，还惦记着福建的发展情况。

后来，他调到中央工作了。我考虑到他的事情很多，任务很重，也就没有和他再联系了。

采访组：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作出的战略部署和提出的重大举措，给我们国家带来了深刻的变化。请谈谈您的感想。

徐登峰：第一个感想，我相信大家都有一个切身体会，就是我们的国家这几年确实不一样了。比如反腐工作，习近平总书记提出“‘老虎’、‘苍蝇’一起打”“反腐永远在路上”。他抓反腐抓得非常及时，非常得力，这是得民心、顺民意的，也使中国共产党的形象在老百姓心目中焕然一新了。从这个角度来说，习近平总书记挽救了中国共产党。今天，他成为我们国家的领导人，成为了党中央的核心、全党的核心。这是我们全党的选择，是人民的选择，是历史的选择。

第二个感想，对于精准扶贫、“四个全面”，我是非常理解的。这两项任务都很难，尤其难的就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因为它有个时间界限——到2020年。而且，扶贫是动态性的，给钱很容易，返贫也很容易，有的家庭可能因一场病就返贫了，有的家庭可能因为孩子上大学交学费就返贫了。因此，习近平同志延续了他过去在福建时特别强调的产业扶贫、教育扶贫、医疗扶贫、精准到户，不能漏掉一个老百姓。这点非常不容易。“小康不小康，关键看老乡”，对于这些，如果他没有切身体会，是不会这样讲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