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访对象：李非，1962年8月生，福建永安人。1986年6月到厦门大学台湾研究所（现台湾研究院）工作。现任厦门大学港澳台研究中心主任，兼任福建省人民政府顾问等职。

采  访  组：邱  然   黄  珊   陈  思

采访日期： 2017年6月2日初访，2020年3月4日核访

采访地点： 福州市芳沁园，福州悦华酒店

　　采访组：李老师，您好!您37岁时被选为首届福建省政府顾问，是顾问团中最年轻的一位。请您谈谈当时的情况。

　　李非：1999年，习近平同志时任福建省委副书记、代省长，他很重视科学决策，很重视发挥智囊团的作用。毕竟，一个人的智慧是有限的，有智囊团的话，大家都可以出点主意，群策群力，这对于党委和政府增强决策的科学性、实效性是很有益处的。

　　福建的地理位置决定了对台工作的重要性，中央给福建的重要任务之一就是打好对台这张牌。习近平同志那时作为省里的主要领导，要统揽全局，自然对这方面比较关注。在此之前，福建省政府没有设置顾问团。他主持省政府工作后，首先倡导听取专家意见，集中专家智慧，为全省工作出谋划策，组建了“福建省人民政府专家咨询组”(后改为福建省人民政府顾问团)，我有幸成为专家组的一员。这也是国内最早成立的省级顾问团之一。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全会都要求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建立健全决策咨询制度。这说明，习近平同志对科学决策的重视，是一以贯之、前后一致的。

　　顾问团组建之初，选的专家不多，省内总共才14人，其中厦门大学有6位。专家大部分是经济方面的学者，对台工作方面选了台湾研究所的所长和我两个人。我那时还相对年轻一点，37岁，是个副教授，按理说轮不到我。我并不知道习近平同志当时是怎么确定让我进顾问团的，现在想来，有可能是因为我经常发表一些大陆对台贸易的文章。我从1986年就开始研究对台贸易，那段时间研究成果比较多，也写过一些内参，包括新华社的内参，还经常在福建的报刊上发表文章，这些文章在当时引起的关注度比较高，评论也比较多，有可能习近平同志看到过我写的文章，对文章内容也比较认可，所以指名让我加入顾问团。

　　人民网之前也来采访我，写了一篇题为《习近平“点赞”过的12个干部》的文章，把我排在第九位。其实我也不是干部，只是一名普通的高校教师，是“点赞”中唯一一位学者。

　　采访组：请您介绍一下顾问团的工作情况。

　　李非：顾问团的专家来自不同领域，不只是对台方面，还有经济、文化等各个领域，涉及福建经济社会发展的方方面面。我记得顾问团组建时，习近平同志亲自参加成立仪式，还在会上讲了成立顾问团的初衷。他说：“这次组建福建省的顾问团，目的是集思广益，为福建省的建设出谋划策。这个顾问团不是摆着好看的，是真正有想法的出想法、有意见的提意见、有解决办法的拿办法。”他讲完后，给我们每个顾问都颁发了专家委员会的证书，还安排大家吃了饭。我顺便送了一本自己写的书《海峡两岸经济合作问题研究》给他。那本书是我博士毕业以后写的，他说他会看。

　　此后，省政府每年都会请顾问团专家给政府工作报告提意见。每当这个时候，顾问团成员就会被召集在一起开咨询会，用一个上午的时间进行讨论。咨询会之前，省政府通常会先征求各个地市、各个部门的意见，但最后一稿，习近平同志会与我们一起讨论，咨询我们的意见，他说“这是定稿会”，看看哪些方面还能再完善一些。福建省对台工作怎么做才能更好?去年有什么不足?来年有什么打算?类似这样的问题，他都会提出来，和大家一起讨论。他非常谦虚，亲自询问每一位专家的意见，一个也不落下，经常开会到中午12点多还意犹未尽，有时还亲自陪大家一起吃工作餐。这种做法，让我们顾问团感到很温暖，很受尊重，因而大家都愿意尽己所能，倾心道出自己的意见和建议。

　　习近平同志还要求我们，提问题要具体。政府工作报告是很全面的，其中涉及的方方面面，他都会与大家一起讨论，请我们也围绕这些主题提意见。报告中有些地方表述不是很妥当，我们就直接提出修改意见。习近平同志对大家的意见很认真地听取和思考，正确的就加以肯定和吸收。我们当时做顾问，觉得很有成就感。

　　采访组：习近平同志除了每年政府工作报告要请你们进行讨论，其他时间也会请吗?

　　李非：在其他时间，他也会不定期召集大家。比如，突然遇到一些问题，他想更深入地了解和探讨，就召集我们来讨论。每次讨论，都有鲜明的主题，时间上也很明确，安排计划时注重分清轻重缓急，有亟待解决的问题，有未来几年的问题，还有长远的规划打算。有时候，他还会给我们一个专题，让各个领域的专家逐一发表意见。

　　开会的时候，大家都在一个会议室里，习近平同志征询大家意见，大家也都畅所欲言，无拘无束，无所顾虑。我们从实际出发，政策好还是不好，都会根据实际情况进行深入分析。顾问团都是学者，立场相对比较客观中立，就事论事，不会去迎合、奉承领导，也不会故意跟谁抬杠。正因为如此，顾问团的意见更有科学性、客观性。有时遇到重大问题，顾问团也会有争议，许多不同意见会产生碰撞。习近平同志的态度大多是比较中立的，各种意见他都会认真听取，经过比较综合选择后再拍板作决策。这样的方式，可以让决策越来越科学。我认为，他善于听取不同的声音，“兼听则明”，这是他的领导艺术所在。

　　在福建，习近平同志开创了聘请顾问团的先河。当时，这么做的人很少。聘请顾问团的工作方法，在福建一直延续下来。

　　采访组：习近平同志非常关心对台贸易与吸引台商投资的工作，请您谈谈相关的情况。

　　李非：当时，福建对台贸易规模比较有限，但是小额直接贸易在平潭、厦门、泉州、宁德、福州马尾区等地开展得风风火火，经过不断积累，“小三通”在一定程度上也促进了“大三通”。

　　在2000年1月的讨论会上，我提出一个议题——如何更有效地开展对台小额直接贸易。当时，两岸还没有实现直接“三通”，大都是通过香港中转，很不方便，我建议扩大小额贸易的额度，鼓励对台直接贸易的发展。我提出，福建有很好的区位优势，可以通过小额贸易做一些文章，流通灵活一点，政策放宽一点，通过小额贸易促进直接“三通”。习近平同志当即表示支持我的观点。

　　投资方面，福建早期对台是有优势的。很多台商先过来，在厦门投资比较多，福州也有一些。但因为规模不大，没有形成有效的产业链。习近平同志当时的思路是，抓住龙头企业的转移，打破这个僵局，加大力度引进台资大企业，从而取得明显成效。大家对此都表示赞同。但问题是，当时的福建正处于转换期，台商在选择内地投资地区时，可以选择“珠三角”，也可以选择“长三角”，当然也可以选择“闽南金三角”。我们顾问团的普遍意见是，福建的地理位置肯定更占优势，离台湾这么近，况且许多人文风俗习惯和饮食文化都是相同的，台商能不能选择在我们这里投资，主要看政策。如果我们的政策和长三角、珠三角差不多，他们就没有必要舍近求远。

　　在这个问题上，我也提了一些辩证的看法：珠三角、长三角可能因为起步早，会有一些集聚效应。而当时福建经济还相对比较落后，想要吸引台商过来，除了改善投资硬环境和政策优惠外，还可以通过建立产业链来吸引他们，通过产业链留住他们，带动更多产业形成配套，特别是吸引大企业过来，再围绕大企业进一步形成产业链。习近平同志赞同我的观点，说这个意见不错，要考虑在内。

　　从宏观经济上，习近平同志当时提出了福建省赶超台湾经济的目标。福建那个时候比台湾经济相对落后较多，差距还很大，他能有这样的雄心壮志，是很了不起的。他还提出建立海峡西岸繁荣带的设想，是极富远见的。看看福建这二三十年的发展，与台湾的差距越来越小。2019年台湾地区GDP总量折合人民币约为4.22万亿元，而福建的GDP总量为4.24万亿元，福建在经济总量上超过了台湾，习近平同志当年提出的宏伟目标初步实现了。

　　采访组：福建是海洋大省，请您谈谈习近平同志当年关于海洋发展的战略思路。

　　李非：福建是海洋大省，海岸线全国排名第二位。在这种有利条件下，习近平同志非常重视海洋资源的开发和利用。每次专家咨询会，他都会提出要用好海洋资源，加快发展“蓝色经济”，建设海洋强省。但那时的福建省海洋经济存在一些短板，如海洋科技的创新能力不强、海洋生态遭到破坏、部分海洋产业超出海洋环境容量、涉海金融服务对海洋经济的支持力度不够。对此，习近平同志强调，要积极走出去，通过培养涉外海洋服务人才，提升海洋科技创新能力，加强海洋生态保护，解决海洋经济发展掣肘。他还指出，海洋事业包括方方面面，靠的不是单打独斗，而是通力合作，发挥各自优势，通过出台各种优惠政策，加大财政投入，强化金融扶持，共建科技创新平台，形成发展合力。在习近平同志主持省政府工作期间，福建省通过各方努力，海洋经济规模得到大幅提升，产值快速增加，国际竞争力明显提高，与多方实现了合作共赢。

　　采访组：请您谈谈对习近平同志治国理政实践和思想的认识。

　　李非：习近平同志的施政理念和风格高度契合中国的国情。无论是在福建，还是在浙江、上海，还是到中央工作以后，他的工作特点都是波澜不惊、稳健发展、稳中求进。确实，在当今社会不能“大干快上”，不能急功近利，要稳增长、调结构。要发展就不能乱“折腾”，不能翻烧饼，如果政策变动太激烈，会相应地使风险累积，甚至带来危机。当然，转型是很痛苦的，想办法怎么减轻痛苦，怎么能够软着陆，这就是习近平同志现在努力在做的事。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全党全国人民，在治党、治国、治军、内政、外交、国防、改革、发展、稳定等各个方面、各个领域、各个环节都取得了巨大成就。

　　其中一个重要的成就，就是他在执政伊始，狠抓党风廉政建设。习近平同志主持中央工作之初，就提出了八项规定，很多人认为可能就是走个“过场”，最后或许还是雷声大雨点小，先紧后松，难以持续推行下去。这么多年下来，我们一方面看到，取得的成效是很大的，另一方面也看到，反腐败工作越来越深入化、常态化。现在尽管还有一些违规、违纪和腐败现象，但基本上已经扭转了局面。比如过去的公车私用、公款旅游、公款出国这“三公问题”浪费的都是纳税人的钱，群众的观感很不好，意见很大，也严重损害了党和政府的形象，现在“三公问题”得到有效解决，是一个巨大进步。还有，八项规定得到严格执行，刹住了吃喝风。现在领导干部也都习惯了、适应了，也都明白应酬多了对吃请双方都是负担。更重要的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铁腕反腐，遏制了贪污腐败滋生蔓延的势头，对腐败分子无论是“老虎”还是“苍蝇”都狠抓狠打，很见成效。习近平同志解决了人民群众深恶痛绝、严重影响党群关系的问题，党的作风得到了好转，人民群众对党和政府的信任度大幅提升。

　　还有一个成就，就是习近平同志提出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这一宏伟目标。中国人民“站起来”“富起来”之后，很自然地就会提出“强起来”的诉求。中国地域辽阔，人口众多，国情特殊，地区发展不平衡，还有一部分人处在发展滞后的环境当中。习近平同志提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这是给全体中国人民的庄严承诺。他洞悉群众愿望，顺应时代潮流，把“中国梦”作为全党、全社会的奋斗目标，凝聚了党心和民心。

　　党的十九大以后，实现“中国梦”的步伐继续加快。在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和新中国成立70周年后，今年将完成脱贫攻坚任务、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奠定更加坚实的物质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