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令之(约683-756)，字君珍，福建长溪县(今福安)人。他诞生之日，正巧是唐高宗永淳二年中秋，后来便号“明月”。
薛令之的先世居于河南高阳郡(河南开封府杞县有高阳城)。 南朝梁天监间(502—519)，一世祖薛贺在梁武帝政权中封有“光禄大夫”之衔，魏晋之后的“光禄大夫”虽然只是“顾问”之类的散官，但也算是江南士族了。梁武帝为拓展疆土，不时对北朝魏国发起征战，社会很不安定。为避战乱，薛贺离开梁都城建康(今南京)，携带家室，自江南辗转入闽，来到长溪县西北的乡村——石矶津(福安廉村旧名)。薛氏入闽之举十分明哲， 因为此后“六朝金粉”的建康和江左大地不再安宁，候景之乱引发的萧梁王室骨肉相残的战争一直延续了近39年，直到梁朝灭亡。入闽的薛贺虽然失去了官衔、俸禄，门第也不再显赫，但在七闽之地的石矶津，一派宁静和平，家族是能够安居的。薛贺带领家族子弟，“荜路蓝缕，以启山林”，在这里开创了家业，立住了脚跟，成为薛氏入闽一世祖。
公元581年， 隋文帝统一南北，在洛阳建立隋政权后，薛贺之子薛许在州(或县衙)谋了个户曹司理的吏员职位。此后，不见薛令之祖上一官半职的记载了。
当薛令之呱呱落地时，朝代已经更替，新兴的大唐王朝已走过六十三年的辉煌历程。经过唐太祖武德间的开创时期，太宗的“贞观之治”时期和高宗的“永徽之治”时期，李唐天下，百姓因轻徭薄赋而能安居乐业。“承平日久，人康物阜，求进者众，选人渐多”(《通典》)。隋朝初创、唐代确立的科举制度，如历史学者钱穆所说，是由门第特殊阶级中开放政权的一条路，这种选人方面的政治开放，给寒门庶族的读书人带来了入仕的新途径。此时，薛家在令之四世祖一代已迁居石矶津对岸的乾岑(高岑)村。家道虽不如前，但公开竞选的科举制度给薛令之带来新的希望，薛家显然期冀令之长大后专攻举业，科举入仕，有所作为，恢复薛氏“金紫大夫”门第昔日的光荣。
离乾岑村不远的城山村后，林壑幽美的灵谷中，有一个灵谷草堂(今灵岩禅寺)， “下有金印石、钓鱼台、双剑水”(明《福安县志》)，是个读书的好地方。《礼记·学记》说:“故君子之于学也，藏焉修焉。”青少年薛令之结庐于此，勤读经史，饱览诗书。在唐代，寒庶家庭的读书人往往借寓佛寺道院、 山中草堂苦读。如著名的“饭后钟”、“碧纱笼”的典故，讲的就是唐宰相王播青年时借读佛寺，先被嘲弄后被尊崇的故事，至今传为美谈。
薛令之青少年时代的情况，史无明载，但他所处时代的社会历史背景，我们却能大致了解。一个有趣的巧合是，令之出生到考中功名的24年间，正是武则天掌握朝权，大刀阔斧地推行女皇政治的时期。公元683年薛令之出生，次年，太后武则天废黜亲儿子中宗皇帝李显，亲临朝政。22年后，“五王政变”， 中宗皇帝从母后手里夺回皇权。次年，薛令之进士及第。武则天是个成功的政治家，如果摈弃评述历史的传统道德立场，我们可以说，懂得用铁鞭、铁椎和匕首制马的则天武后，卓有成效地创新了封建政治，成功地推进了唐社会的发展。而这种不再动荡的社会历史条件对薛令之的成长和成熟当然十分重要。
武周长安四年(704)冬，李唐政治集团在宫禁发起“五王政变”，复唐斗争胜利，女皇逊位，唐中宗复位，改元为神龙元年。遥远的长安、洛阳宫禁中的龙争虎斗对僻静的灵谷草堂似乎没有丝毫影响。此时，薛令之已做好了应对科举考试的最后准备。
薛令之的读书生活，虽时日久远，我们仍可从《全唐诗》收录的《灵岩寺》诗中窥见一些细节(诗句据族谱补全)：
草堂栖在灵山谷，勤读诗书向灯烛。
柴门半掩寂无人，惟有白云相伴宿。
春日溪头垂钓归，花笑莺啼芳草绿。
猿鹤寥寥愁转深，携琴独理仙家曲。
曲中哀怨谁知妙？家贫耽学人争笑。
君不见苏秦与韩信，独步谁知是英俊？
一朝得遇圣明君，腰间各佩黄金印。
男儿立志须稽古，莫厌灯前读书苦。
自古公候未遇时，萧条长闭山中户。
我们至少从诗中看出，青年令之志存高远，是很有政治抱负的。在当时经济文化不发达的福建，唐科举取士制度并不像后来那样深入社会人心。“学而优则仕”，尚未形成普遍观念。一个家贫的青年人不事稼穑、工商，却结庐灵谷，长闭山中“勤读”、“耽学”，往往不为周围的庶民理解。“人争笑”，就不是少数人一般的言笑，那是一种普遍的社会表情。因为彼时观念，能取得官位的主要是凭借门第荫封的权贵子弟。至少在福建，尚没有一个人靠读书应试踏入仕途，改变命运的。但作为中州士族后裔的薛令之(他可能还能讲中州洛阳一带的语言)却能承袭祖风， 以学为业，对科举入仕充满信心。他似乎在期待一个大有作为的时代。他知道，早在他出生前，唐太宗提倡不拘出身，举贤任能，相继任用魏征、李(注：左责右力)、房玄龄、杜如晦等一批能干人才，创造了“贞观之治”的辉煌业绩。这些才几十年的事情，令他十分景仰向往。何况，北方传来的武则天首创殿试，亲令增加科举取士人数的消息，也给令之很大的鼓舞。这些，或许是他能耐得寂寥的山中岁月的主要原因。
值得注意的是，令之似乎关注着朝廷的政治。“猿鹤寥寥愁转深”，“曲中哀愁谁知妙?”其间传达的或许并非私已的愁怨。唐诗多有寓言，有其深意在焉。王室多故，政变不绝，他从传统的儒家道德立场出发，是对则天掌政的宫廷权争深怀不安吗?胡猿野鹤也像是暗喻着一些政坛小人。
从诗中看，令之绝不像皓首穷经的酸儒，他显然很有情趣，溪头春日，山中白云，绿树芳草，杂花群莺……面对大自然，他居然可以携琴理曲，手挥七弦。可见，令之善于律吕，多才多艺。
总之，青年时代的薛令之，心中充满激情。他以出身寒微的将相苏秦和韩信自比，自信灵谷山中的鱼龙终将如剑之出鞘，得遇于圣明君王。
一般认为，薛令之是在唐中宗神龙二年(706)春启程，北上长安应试科举的。按当时制度，此前令之已在福州通过了“解试”。唐前朝原则上每年均开科场取士，在那个月举行尚未形成固定时间。 由于神龙二年十月，唐王朝中央统治机构才从东都洛阳迁回长安，我们可以推测，这场考试当在那年的秋季举行，年底发榜。唐科举主要以诗赋取人，进士试诗，赋各一首，策五道，帖《论语》十帖，对《春秋》或《礼记》墨义十条。通过省试、殿试，到放榜时，薛令之的名字高高地写在了进士榜上。昨日白衣，今日朱紫，“当时能从科举入仕者，是微乎其微的”(学者吴宗国语)。刘禹锡有写放榜的诗云：“礼围新榜动长安，九陌人人走马看。一日声名遍天下，满城桃李属春官”，反映了唐社会艳羡及第进士的盛况。
薛令之“破题儿第一遭”地成了福建第一位进士，它的意义已不单是个人功名的攫取。它意味着灿烂的中原文化之花在原本蛮荒的福建已经结出丰硕之果。
几乎所的有史科都说薛令之及第之后，于“开元中为左补阙兼太子侍讲”，五代时的《唐摭言》说他“累迁左庶子”。左庶子和太子侍讲都是东宫官，唐玄宗在开元二十六年(738)七月举行“册太子”的隆重典礼，则令之任东宫官早不过开元二十六年。那么，在进士及第至东宫任职这32年中，薛令之又是如何在宦海浮沉的呢?
大概言之，薛令之中了进士后，只是取得做官的资格，按唐“辟署制”(后名“守常选”)制度，他有可能入幕府，或漫游山川，然后再经吏部考试后入仕做官。唐代及第进士往往仍是一介布衣，经一番历练才获官职，这就是《唐章癸签》说的“新及第人，例就辟入幕”，经历练方能做官。薛令之任左补阙，是“开元中”的事。此前，史无明载，但他经历或目睹了“神龙之后，后族干政”(《旧唐书》)的那段宫廷斗争是没有疑义的。那种状况当然令他失望。他看到，从中宗、韦后到安乐公主、武三思，都曾标榜效法“则天之政”，然而武后政治中积极方面并没有得到继续，延承下来的却是其中的弊端部分。这段时间，即从薛令之进士及第到唐玄宗即位后诛灭太平公主的八年半的时间里，李唐王朝的宫廷政变就有六次之多：
神龙三年(707)七月，太子重俊未遂而死的政变。
景龙四年(710)六月初，唐中宗被毒死的政变，韦皇后临朝称制。
同年六月底，李隆基诛灭韦后的政变，隆基父唐睿宗重登皇位。
同年七月底，中宗次子重福的洛阳未遂叛乱。
先天元年(712)，太平公主废黜太子隆基图谋的失败。八月，唐玄宗李隆基即位。
先天二年(713)七月，唐玄宗诛灭太平公主，完全掌握了朝权，“开元之治”始露曙光。
在一连串的宫廷斗争中，薛令之应是拥戴李隆基的，否则李隆基即位后，不会把开元中具重要作用的“左补阙”授给薛令之，更不会任命他为“太子侍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