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红同志，您好！您几乎是同期和习近平同志到厦门工作的，你们是如何认识的？

我第一次见到习近平同志是1985年6月。当时他刚到厦门任职，而我那时也刚被《福建日报》编辑部派驻到厦门记者站。那天，我去找厦门市副市长毛涤生，进了毛副市长的办公室，发现旁边多了一张桌子，一位小伙子正坐在那儿办公。我问他：“毛副市长不在？”他回答：“不在，刚出去。”我又问：“你是他新来的秘书？”他说：“不是，我姓习，我叫习近平。”然后他问我是哪里的。我说：“我是《福建日报》驻厦门的记者。”他说：“你请坐吧，有什么事情吗？”我以为这个小伙子不是秘书就是工作人员，便坐下来和他聊了起来，还聊得很开心，就这样和他认识了。当时他看着挺年轻的，比我还小1岁。

后来我才知道，他是新来的厦门市副市长，还是老革命家习仲勋同志的儿子。我心想，习近平同志才32岁，来厦门当副市长，太年轻了吧？但后来看到他在厦门的作为，我的想法就被颠覆了。我很清楚地记得，他挂帅作了一个《1985年—2000年厦门经济社会发展战略》，调集了100多名专家，搞了20多项专题研究。在厦门经济特区起步阶段制定的这个发展战略，是中国地方政府最早编制的一个纵跨15年的经济社会发展战略规划，为厦门经济特区的永续发展注入了强大的动力。而制定这样一个发展战略，是一项复杂而庞大的系统工程，习近平同志能顺利组织下来，充分说明了他有高超的统筹协调能力。习近平同志具备雄才大略，善于贴近群众，很快就在厦门的干部群众中赢得了口碑。

1990年，习近平同志到福州工作，那时您已调回福州。之后十几年的时间，你们在工作上有哪些交往？

是的。1988年，习近平同志调到宁德，工作了两年，接着又调到福州。他在工作当中，特别注重到基层一线调研，在这个基础上提出的工作思路十分契合当地的实际情况。比如，宁德是当时福建发展最滞后的地方，如何改变面貌？他提出了以“滴水穿石”精神振兴闽东，并强调要有“弱鸟先飞”意识；福州当时政府机关办事效率不高，习近平同志提出“马上就办、真抓实干”……实践证明，这些策略对引导和激励当地干部群众振奋精神、拓展思路、明确任务、开创工作新局面起到了重要作用。 

习近平同志任省委副书记时，曾分管农林水利，我恰好是《福建日报》分管这项工作新闻报道的部门主任，因此多次跟他下乡。他对农村的情况很熟悉，对基层群众很有感情，一到乡下很快就能融入百姓，如鱼得水。

1999年春节，我跟随习近平同志到龙岩慰问“五老人员”。“五老”是指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时期，为党和国家作过贡献的老地下党员、老游击队员、老交通员、老接头户、老苏区乡干部。那期间，彭丽媛老师恰好回到福州探亲，假期很短，于是就带着女儿跟他下乡，一家人在奔赴山区的车中团聚。他们的女儿当时才6岁，小孩子好不容易跟父母一起相聚，很兴奋，就撒娇不肯坐座位，一路都躺在父母的腿上。下车的时候，习近平同志笑着说：“我们的腿都被压麻了。”

在一起吃饭的时候，习近平同志很开心地讲他们家里的趣事。他说，女儿为自己的妈妈感到非常骄傲，两岁时看到妈妈走上舞台唱歌，就站起来告诉周围的人：“这是我妈妈！”女儿有时还会对他说：“爸爸，你怎么不去唱歌？”我们听了都哈哈大笑。吃饭期间，小姑娘跑进跑出，一会儿跑过来抱一抱彭老师，把粉嫩嫩的小腮帮贴在彭老师肩头上。彭老师笑着说：“有时我也嫌她太黏人。可是有个朋友告诉我，孩子黏父母也是有阶段性的，将来长大了，叫她过来，她可能都没空呢！”现在回想起来，当时那个场景真的很温馨、很感人。

请您谈谈习近平同志当时是怎样支持新闻媒体工作的？ 

习近平同志对待新闻报道，是很有眼光、很有气量、很得体的。1993年，我在福建日报社旗下的《港台信息报》当常务副总编，当时习近平同志是福州市委书记。福州有家台资企业叫永骐鞋业有限公司，老板怀疑一个女工偷鞋子，竟把这个女工推搡到狗窝里跟狼狗关在一起，社会舆论一片哗然。而相关部门的调查没有全面、客观地搞清楚事实，永骐公司变本加厉虐待工人，工人们情绪激烈，拒绝上班。

事情反映到报社，我带了两名记者，多次深入永骐公司以及事件发生现场、工人居住处采访，同时约见当事人、目击者，对整个事件的过程作了详细调查，进而根据调查材料写出通讯《永骐事件纪实》。我们向福州市开放办领导汇报后，开放办领导把《永骐事件纪实》上交习近平同志。我们当时担心这条新闻对福州产生不利的影响，领导会不高兴。但是习近平同志认真看了这篇文章后，讲了三条意见：第一条，在我们法治国家，这种事情是绝对不允许发生的。不论在哪里，把人和狗关在一起都是绝对错误的。第二条，福州市一定严肃查办这件事情。第三条，希望媒体等政府对这个违法事件作出处理后再发表这篇文章。他的意见很坦诚，也很得体，既允许媒体客观真实地报道社会舆论关注的事件，又希望媒体讲究方法策略，把握时机，给政府工作留出时间，引导社会问题向正面转化，进而得到妥善解决。我们觉得他说的有道理，就按照他的意见做。

不久，福州市严肃查处了永骐事件。我们密切配合，及时在《港台信息报》头版头条刊登了消息。为了平息民愤，不影响台资企业在内陆的发展，还在一版刊登了台企永骐公司给受害女工和社会公众的道歉信。第二版则刊登了通讯《永骐事件纪实》。事情过后，全国总工会的同志找到我，说感谢新闻媒体对永骐事件的报道，这个案例为全国在三资企业建立工会提供了有力的依据。《永骐事件纪实》还荣获当年的“中国新闻奖”。

通过这件事情，我觉得习近平同志具有大政治家的胸怀、担当和智慧。他不是简单地把新闻报道分为正面或者负面，报喜不报忧，而是勇于正视社会问题，善于协调各种社会关系，并且借助媒体力量推动问题的解决。

习近平同志跟我们整个部门的记者都处得很好。有一次，我们处的老记者余养华要跟他下乡，骑自行车赶去集合地途中掉链子了，摆弄了半天才修好。到了省政府大院时，车队已经在办公大楼前面等了一会儿了。老余感到特别不好意思，离老远就举起黑黢黢的手，对习近平同志说：“你看你看，我是因为这样迟到的。”习近平同志笑着拍了拍他的肩膀，就让他上车了。

《福建日报》许多记者都说，跟习近平同志下乡特别轻松，因为他待人很真诚、很亲切，并且每次下乡的主题很清楚，新闻稿也好写。

习近平同志讲话通俗易懂，说出来的道理易于为大家理解。这最为我们新闻工作者所欢迎。我记得，他当福州市委书记时，《福建日报》总编辑带着我们几个记者去采访他，讲到如何做好工作的时候，他说：“做工作的火候很重要，分寸要把握得很好。”他还用福州的两道名菜来打比方：“佛跳墙要炖三天三夜才好吃，而鸡汤汆海蚌只要烫十秒钟，少一秒钟还不熟，多一秒钟就老了。”

大概是1998年，快过年的时候，我们部门要聚餐，大家都说，请习书记也来，一起欢聚一下。余养华就找到他说：“我们部门要聚餐，请您一起参加。”习近平同志笑着问：“你们哪有钱聚餐？”余养华半真半假地说：“我们卖旧报纸的钱。”习近平同志说：“那我先请你们。”过了几天，他真的请了我们整个部门的人，还请我们报社的社长、总编辑作陪。我们“撮”了一顿，吃完很高兴就跑掉了，到现在还没有回请他。

1998年，您曾跟随习近平同志进藏。请您讲讲那次进藏的详细情况。

1998年跟随习近平同志进藏，说起来还有一个故事。

当时福建对口支援林芝地区。进藏第一天，我们跟着习近平同志马不停蹄，从拉萨赶往林芝。一路上，狂风卷着石头往车上砸，天一会儿下雨，一会儿放晴，路上都是碎石，车子颠簸得厉害，连喝一口水都送不到嘴边。到林芝后，老西藏告诉我们，这里空气中的含氧量只有平原的60%，一定不能把身上的氧耗掉，否则会缺氧。但是我当时觉得精神很好，人家要给我氧气袋，我说不用。回房间后，我洗完澡又洗衣服，后来上床睡觉，感觉透不过气来，整个人像是要沉到海里去了，唯一的意识就是想活不想死。当时全团37个人中就我一个女的，自己住一间房，怎么喊也没人听见，我就拼命挣扎起来，深一脚浅一脚地下楼到服务台要氧气袋。保安一看我嘴唇发黑，赶紧冲到楼上，很快就拎来一个氧气袋。我吸了氧气恢复过来了。一看挂钟，已经是晚上1点，就问保安：“这么晚了，你拿了谁的氧气袋啊？”保安说：“没关系，一个年轻人的，他还在看电视，一听说有人不行了，就让我把他的氧气袋拿给你。”第二天，我半开玩笑地问大家：“昨天晚上是哪位年轻人见义勇为啊，把氧气袋让给我？”习近平同志笑呵呵地说：“是我。”我说：“保安说那个年轻人还在看电视。”他说：“对啊，我在看世界杯足球赛。” 

在林芝期间，习近平同志坚持要去两百多公里之外的朗县，看望我们的援藏干部。去朗县那条路，是解放军吊在悬崖上面打炮眼硬炸出来的，路面很窄，脚下就是雅鲁藏布江，江水咆哮奔腾，人一掉下去就没命了，非常可怕。所以有位领导同志说，在西藏，敢上路的就是好同志。但在那样险恶的环境里，习近平同志非常从容淡定，而且他身体素质也好，我们这些人抵达西藏的第一天，就高原反应，倒得稀里哗啦的，连随团医生都趴窝了，他却神采奕奕的。

习近平同志很注意民族团结，很关心援藏干部。那次进藏，他把到县里、农场等基层单位工作的援藏干部每一个人都送到位，还很注意给援藏干部创造比较好的工作环境。比如送漳州援藏干部刘文标到米林农场，习近平同志在座谈会上说：“援藏工作就像接力棒，许少钦走了，刘文标来了，他一个人好像是孤单，其实不然。因为汉藏是一家人，相信大家一定能支持他。”那次，他还去看望了在藏的福建籍子弟兵。作为当时的福建省委副书记，习近平同志显示出来很强的大局意识与责任意识。他说：“西藏的稳定和发展关系到全国的稳定和发展。全国的发展是各省、区、市共同的任务，各省、区、市的发展也不只是自己的事，都是为了我们的社会主义事业。”

在10多年和习近平同志接触过程中，他给您留下了哪些深刻印象？

习近平同志宗旨意识特别强。用民间的话来讲，他有一种悲悯情怀，尤其是对基层的劳苦大众。记得在2000年1月6日召开的省政府党组成员（扩大）会议上，时任代省长的习近平同志强调要牢记政府前面的“人民”二字，批评有人把人民忘了，只记得政府。2017年，习近平总书记在新年贺词中讲，他最牵挂的还是困难群众。可见，一直以来，他都是把人民放在心中首要位置的。在福建期间，有几件我亲身经历的事情能够突出说明他的这种情怀。

1997年5月，省政协民族宗教委员会给习近平同志递了一份报告，反映闽东畲乡仍有一部分群众住在以茅草为顶、泥土为地的茅草房里，生活十分困难。报告深深触动了习近平同志，他旋即率领省直有关部门负责人专程赴闽东调研，我随团采访。闽东是福建最贫苦的地方，群众住的茅草房，雨天满地流水，台风一来，茅草的屋顶经常被卷走，屋里就直接见天。还有的群众住在连家渔船上，居无定所，世世代代在水中漂流，解放前被称作“疍民”，他们靠讨小海维持生计，吃喝拉撒都在船上，空间狭小，风颠浪摇，只能曲着腿或跪在船板上，时间久了，脚伸不直了，膝盖也弯了，多数人患了风湿病。那次下乡，我跟随习近平同志到福鼎、霞浦调研一些典型的“茅草房户”“连家船户”。习近平同志躬身钻到茅草房里，踏着架在水面上的木板一步一晃走到连家船里，跟群众促膝谈心，嘘寒问暖，了解苦情，探讨解决的方案。看到一家几代人挤在阴暗潮湿的渔船上，习近平同志动情地说：“共和国成立都快50年了，部分群众生活还这么困难，这个问题一定要解决好。没有连家渔民的小康，就没有全省的小康。”

习近平同志有强烈的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的责任感与使命感，决心让茅草房户下山，连家船民上岸。在他的推动下，省里出台了政策，落实了资金，闽东百姓群情激昂，草房改造如火如荼地展开。1998年来临之际，闽东2000多家特困户，一下甩掉了象征贫穷的“草帽子”。很快，连家船民世世代代上岸生活的愿望，也得以实现。

还有一件我亲身经历的事。我曾经分管过《福建日报》群众工作部，做了很多扶贫济困的报道。当时有个三野老战士叫李朝金，是仙游县榜头镇人，解放战争中担任重机枪手，屡立战功。因为没文化，他退伍后回乡当了农民。他娶了一个老婆，生了6个孩子，其中3个是残疾人。上世纪90年代后期，李朝金的老婆得肺癌去世，唯一身体健康的儿子又得了舌癌，李朝金自己也得了食道癌，拖了几年，贫病交加，负债累累。李朝金病情危重时，最牵挂的是两个孙子，其中一个读高中了，成绩很好，但是因为经济困难，面临辍学。2002年5月，百般无奈中，李朝金托人写了一封言辞恳切的信，由村委会盖章证明所述困难属实，并请求各级“有关部门支持解决”，然后通过关系找到了我。看了老人家的信，我非常同情他，就派出资深记者李闽和戴艳梅深入采访，在掌握了一手资料基础上，经多次讨论，反复修改，写出通讯《一个三野老战士的多舛命运》，讲述了李朝金为穷人翻身解放出生入死，入党53年始终保持坚强的党性，晚年却遭遇疾病、陷入贫困的故事，希望得到社会的关心和救助。这篇报道于2002年6月10日在《福建日报》见报之后，习近平同志秘书给我打电话说：“省长看了关于三野老战士的报道，很感动。他从工资中拿出1000元，请你代捐给李朝金。”习近平同志还就此事作了批示：“像李朝金这样为革命胜利负过伤、流过血的老退伍军人，应该让他们同其他老人一样有一个幸福的晚年。莆田市、仙游县、榜头镇三级政府和民政部门虽然已给予了相应救助，但要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还需要政府部门和全社会共同努力。此类事情社会上时有发生，应想办法建立一种社会救助机制，在各级民政部门加大对病、残和‘五保’人员等社会困难群体进行扶持的同时，也发动社会各界及时对他们进行救助。”

2002年七一前夕，我带着习近平同志的捐款，专程到李朝金家中慰问。弥留中的李朝金用枯瘦的双手握住省长的红包，紧紧地贴在胸前，老泪纵横，在场的人莫不感动。李朝金的孙子很有出息。爷爷过世后，他考上了大学，现在厦门工作，已经成家立业。每年过年，他都给我打电话拜年。他经常说，是习省长的关心改变了他的命运。

习近平同志离开福建到浙江工作后，你们还有联系吗？

有联系。习近平同志很尊重记者，把我们当作朋友。即将离开福建的时候，他的秘书打电话给我，说：“省长调浙江，后天走，明天上午10点半，你有空过来一下。”记得那是2002年10月10日，到习近平同志办公室里来告别的人很多，当时依依惜别的场景我还记得很清楚。习近平同志对我们说：“闽浙两地靠得近，大家来往很方便，今后，我就是福建的省外乡亲。”听他这么说，我们的眼泪都忍不住流下来。

习近平同志离开福建后，我给他写过信，他也给我回过信。2004年，我到杭州出差，还去拜访了他。他很高兴，热情接待了我。每年过年，我都寄贺年卡给他，他都给我回。他到中央工作以后，我想贺年卡可能就不太好寄了，但是之前每年都寄，今年也不好断了，就试写了一张。没想到，他又给我回了一张。

这么多年过去了，当年临别之时习近平同志讲的一些话，我现在还记得很清楚。他说：“我在福建17年4个月。黄土地哺育了我，红土地培养了我。

本期编辑：王    雪